李可染

李可染

陈博/文

   1954年9月 19日，北京北海公园山顶的悦心殿中展出了80件尺幅不大的中国画作品，这个由齐白石题写展名，李可染、张仃和罗铭以“亲切真实”为目标、历时三个月完成的写生作品的展示，或许连他们自己也不曾想到，一经展出，便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并成为山水画变革的里程碑事件。

展览中李可染的作品占了一半，在这次写生前，他特意请邓散木刻了“可贵者胆”、“所要者魂”两方印，意图“用最大的功力”深入研究传统绘画，在总结过去、贴近当下的基础上，再用“最大的勇气”突破固有的程式，创作出具有时代精神的新国画。从这次展览的作品及影响看，他创作的山水画在题材、笔墨、构图、意境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无疑成为这个需要国画变革的时期的典范。

    李可染的艺术地位奠定于中国社会的转型期，他一生的艺术转向也与社会变革有着极深的关联。1907年，李可染出生于江苏徐州的一个普通家庭，原名李永顺，“可染”一名是他小学国画老师王琴舫取“孺子可教，素质可染”所更。13岁那年，在家附近城墙上玩耍的李可染看到几位雅聚的老人，他们信手而来的山水、花鸟让年幼的李可染颇为惊奇，并促动着他连续数日观看。几位老者也渐生好奇，呼唤李可染进屋并让他拜其中一位老者钱食芝为师，学习“四王”一派山水。一种伯乐的开明胸怀和发现精神让钱食芝肯定了李可染在国画上的天分，这份关爱让他用半个多月的时间为李可染画了一幅山水中堂，上题“童年能弄墨，灵敏世应稀。汝自鹏搏上，余惭?鹢退飞”。

1929年，李可染报考杭州国立艺术院研究部，当时要考油画科，从未接触过油画的他在另一考生张眺的“速成”辅导下得以考上，他也因此与张眺成为好友。张眺是共产党员，也是“左联”的领导人之一，在他的影响下，李可染开始阅读左翼书刊，并初步知道什么是社会和革命。长期的交流让两人在艺术上的喜好逐渐同步，他们喜欢文艺复兴艺术的人本思想，喜爱米勒、杜米埃、珂勒惠支干预社会的现实主义艺术，这些是日后李可染艺术与社会强烈共鸣的源头，也是他一生艺术的转折点。

在校期间，李可染因受“左联”影响而进行的一系列如成立“一八艺社”、“泼波社”，公开提倡普罗文学等举动，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并因为此被迫退学。他带着林风眠送来的六十元钱返回老家，任徐州民众教育馆展览股总干事兼绘画研究会指导员一职。回乡这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杭州培养的爱国热情让他奔波于抗日宣传活动的组织和抗日宣传画的创作。1938年，李可染应田汉之邀，来到武汉，加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美术科，开展抗日救亡宣传。

进入40年代，李可染转回中国画的创作，题材多为山水、牧牛，风格也开始跳出静逸的“四王”面貌，转向放逸的八大、石涛，并以“用最大功力打进去，用最大勇气打出来”自勉。1943年，李可染应陈之佛邀请任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中国画讲师，并举办了自己的水彩画展。这个展览成为他与徐悲鸿结识的契机。当徐悲鸿陪同外国友人来到展厅，看到别具一格的作品时，主动提出结识李可染的意愿，并用自己的一幅《猫》与李可染的作品互换。抗战结束后，李可染同时接到北平国立艺专和杭州国立艺专的聘书，考虑到徐悲鸿愿为其介绍齐白石、黄宾虹的许诺，才舍弃母校应徐悲鸿之邀到来到北京。

1947年春，经徐悲鸿引荐，李可染拜齐白石为师。在跟随齐白石的十来年中，他得以理解一位传统艺术家的艺术思想和创作理念，并在他这里颇为深刻地体悟到了中国画的最重要精髓——笔墨，奠定了自己厚重、苍劲的笔墨特色；黄宾虹的指点，也让李可染感受到了传统积墨法的浑厚与层次。两位老人在笔法与墨法发面给予的指点，成为李可染日后山水画变革的重要因子，也映证了李可染在来京之前的观点：“如果不像老一代、像齐白石学习的话，就犯了历史错误，接不上了……我跟齐、黄两位老师的直接学习，所得到的教益，终生难忘。”[《所要者魂》，李可染艺术基金会编，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年6月第一版，页66。]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中国画的价值危机，李可染养成的出世性格让他决心背负起革新中国画的使命。1950年，李可染发表《谈中国画的改造》，提出改造中国画要面向生活、继承传统和吸收外来文化中的优良成分观点，并从1954年起，多次到大自然中观察写生，行程达十数万里。他大胆地将西画素描和逆光效果与从齐、黄两位老师那里学来的笔法、墨法进行了有机结合，并融入东方所特有的关照方式和“人民”视角下的风情风景。他的“废画三千”、“千难一易”等印章可看出他所经历的艰苦探索历程，所取得的成就在与张仃和罗铭一起举办的联展引发的连锁反应中可见一斑。然而，正当他准备着艺术上的不断深化时，“文革”到来了。

1966年，李可染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被迫停止创作，但仍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书法练习。70年代，李可染慢慢恢复创作，1972年，他为民族饭店创作巨幅作品《阳朔胜境图》；次年，又在民族饭店与吴作人一起接受有关齐白石的访谈。但是仅仅在一年后，他就因访谈文章被诬为“妄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右倾翻案风”，受到批评；为民族饭店创作的《阳朔胜境图》也被指责为“黑画”。

   “文革”的遭遇没有消磨李可染的艺术梦，而是将之视作成功路上的“七十二难”，他请唐云刻了“白发学童”、“七十始知己无知”两方印，寓意一种艺术上的新起点。他很想重回大自然，就像50年代的写生那样，可惜身体已大不如前，绘画创作也由此进入了因心造景的大化阶段。1986年4月5日，李可染在自己的展览前言中以一种充满复杂情绪的口吻概述了自己一生的艺术经历，并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和展望：“现在我年近八旬，从来不能满意自己的作品，我常想我若能活到一百岁可能就画好了，但又一想，二百岁也不行，只可能比现在好一点。”[同上，页4。]三年后，82岁的他在年迈体弱的情况下依旧不忘中国文化的复兴，提出“东方既白”想法，但不久就因心脏病突发逝世，逝世前数日，还在师牛堂召集学生就中国画问题进行长谈。

《所要者魂》，李可染艺术基金会编，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年6月第一版，页66。
同上，页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