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是流失海外文物回归的一个重要节点：额度达5000万元人民币的“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正式启动。不过，这笔看似数额巨大的款项，在国际拍卖市场只能“干一点儿事情”，征集文物的过程也因此充满周折。

法国佳士得公司“天价”拍卖中国圆明园鼠首兔首铜像事件，再次引发人们对海外流失文物追索问题的高度关注。

“新时期以来的海外流失文物回流，应该是从1989年开始的。”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彭卿云告诉记者，当年国家文物局准备了完备的证明资料，从美国成功追回被盗的战国铜敦。而在彭卿云的同事、另一位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马自树看来，追讨现代偷盗走私出境的文物可能性更大，也更具现实意义，“买家不会再买，偷盗者就没有市场。”

成功追讨回的文物

70岁的马自树还清晰地记得这些细节：1993年4月26日午夜，他进入了灯火璀璨的香港市区，拨通苏富比拍卖行联系人的电话。对方告诉他，第二天9点前务必携带资料抵达拍卖行。

马自树此行是为了一件明代白瓷盘。

1993年4月初，故宫博物院的鉴定专家耿宝昌，偶然在苏富比拍卖目录里看到了这件文物。他曾在开封文物商店与这个瓷盘有一面之缘，于是立刻上报到国家文物局。马自树闻讯立即向开封文物局查询，结果是海南博物馆的一个干部持介绍信将其买走。向海南文物局询问，这个干部不久前刚刚外逃。

气愤之余，马自树得到了一个亡羊补牢的消息：包括瓷盘尺寸、图片在内的资料还保存在文物商店内。国家文物局随即向苏富比发出函件，要求根据国际惯例和相关法规停止拍卖。苏富比回函称须在拍卖前提供详细资料。拍卖日期是1993年4月27日。

与拍卖行的协商异常顺利。瓷盘所有人愿意将这件估价七八十万港元的瓷盘无偿返还中国。一个月后，国家文物局的一位处长用正式公函从香港换回了这件文物。“但故事到这儿并没结束。”马自树对记者说。

白瓷盘送回后，存放在国内一家著名博物馆里。两年后，又神秘地消失了。“不久它在美国的一个拍卖会上出现了。”不过等马自树得到消息找过去的时候，拍卖已经结束，他们只知道白瓷盘没有成交。

再一等，就是10年。“去年，它在国内的一个拍卖会上露面了，这次可让我们‘按’住了，公安机关正在进行调查。”他的神色有些黯然，“类似的情况很多，那些流失的物品反复出现，我们追踪它们，希望有一天能把它们带回来。”

通过法律途径追讨那些具有完备文物档案和足够证据的流失物品，最后促使所有者无偿返还文物，马自树说，成功追讨的文物都属于这种类型。

“90年代文物流失特别严重，引起大家关注，文物回流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的。”其实对于马自树、彭卿云这样的国家文物官员来讲，文物回流中更多的是无奈。“去国外参观，看到文物摆在大的博物馆里，那基本回不来了。”马自树说。

彭卿云等人一直想建立中国珍贵海外流失文物目录。然而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外国博物馆经常不允许中国人看到这些文物，甚至不允许查询文物的基本资料。

事实上，从1949年至今，文物机构对海外流失文物的发现和追踪主要依靠耿宝昌这样的老专家查询拍卖行、展览目录完成，偶然性极大。

从2001年起，财政部与国家文物局联合开展“文物调查及数据库管理系统建设”，针对国内现存文物进行登记，才实现了文物信息化。

“没有记录、没有登记，就没办法在追讨时提供资料。”马自树说，根据现有国际公约，完备的资料是追讨流失文物的根本依据。

1994年6月，河北省曲阳县的唐末五代王处直墓被盗，其中包括两件镶嵌在甬道两壁上的高浮雕守门武士像。6年后，其中一块在美国的拍卖中现身。

虽然中方按照美国警方的要求提供了失窃现场勘察报告、照片、警方立案报告等资料，并成功促使美国警方扣押了文物，但浮雕所有人称它是祖传文物。最后还是在美方要求下提取了古墓周围土样等证据，与浮雕身上的泥土进行分析化验，才终于拿回了浮雕。

就在中方从美国追讨浮雕成功后，一位外国收藏家闻讯主动将另一块浮雕无偿还给中国。“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愿花钱，希望通过法律、外交途径追讨文物的主要原因。”马自树说，这也是其他被掠夺国家的通行做法。

追讨异常艰难，“其实新世纪之前从国外回来并进入博物馆收藏的文物中，很少有珍品。”马自树坦率地说。

2002年是流失海外文物回归的一个重要节点：额度达5000万元人民币的“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正式启动。不过，这笔看似数额巨大的款项，在国际拍卖市场只能“干一点儿事情”，征集文物的过程也因此充满周折。

“买不是办法”

第一年，国家文物局的下属单位就用其中的2999万元拍得了米芾的《研山铭》。

《研山铭》以及同年被首都博物馆收购的宋仿唐阎立本《孔子弟子像》手卷，一直被日本有邻博物馆收藏。这家私人博物馆虽然以上世纪30年代从中国流失的青铜器和其他文物著名，但并没有证据显示这两件文物的流失与中日战争有直接关系。

《孔子弟子像》则被证实为溥仪赏赐给近臣后被变卖流失海外的。中贸圣佳拍卖公司总经理易苏昊利用有邻博物馆经营不佳的机会，说服负责人藤井有邻将其转卖给6位华侨及港澳人士，然后带回国内进行拍卖。

易苏昊回忆起这段故事时讲到了其中的曲折。有邻博物馆原答应以100万美元出售《研山铭》，还预收了定金。不料佳士得拍卖行突然拿着《研山铭》的图片在国内找专家进行鉴定和估价。

中国的文物专家们都知道中贸圣佳要买《研山铭》，连忙打电话给易苏昊。一头雾水的中国买家找到藤井有邻询问，才知道佳士得愿意出价150万美元。他们不得以给出同样价钱，终于将《研山铭》买下，并决定以3000万元人民币出售。

《研山铭》带回国后，财政部的人先找到易苏昊，询问能否将其卖给国家。这一年春天，同样费尽辛苦由日本征集回来的宋徽宗《写生珍禽图》，以2530万元“中国书画拍卖第一价”被美国波士顿博物馆购得，令国内文物界扼腕。其实这个价钱只相当于西方艺术品市场上一张普通印象派画作的价格。

也许正是由于《写生珍禽图》“得而复失”，《研山铭》引起了相当关注。米芾家乡襄阳由一名市长助理带队赴京参加拍卖，而大连的一家著名企业为参与拍卖准备了4000万元人民币，还盖了一栋“研山楼”。

但此时，易苏昊已经与国家文物局达成协议——定向拍卖。

协商时，国家文物局官员问易苏昊，3000万元能不能卖给国家。易苏昊说，不行。一句话出口，对方的汗都渗了出来。

易苏昊莞尔：“2999万！我让一万，佣金也不收了。”

2002年12月6日，仅用了不到10秒时间，《研山铭》就定向拍给599号买家——中国文物流通协调中心协调管理处一位处长。《研山铭》立即被送往故宫。而中贸圣佳在这次拍卖中损失佣金近千万元。

不久，《孔子弟子像》撤拍，以800万元人民币出售给首都博物馆。当时已有多家外国博物馆及私人机构出价数千万。

“买不是办法，正常买也买不过别人。”马自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