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是瓷器收藏界大名鼎鼎仇炎之，表弟是苏富比中国艺术部主管仇国仕，可以说仇浩然的艺术收藏从一起步就被他定位于传承家族收藏的历史。而选择从当代艺术入手，仇浩然也正是打算从收藏品种上补充和完善这一家族渊源。

　　虽然钟情当代艺术，不过仇浩然对于古董和瓷器的收藏知识也了如指掌。早在上大学的时候，仇浩然就在美国的苏富比拍卖行做实习生，跟随Freer Gallery馆长学古代青铜器研究，跟随Jan Stuart进行中国画研究。第一件称得上他的收藏的珍品，是在十岁的时候从仇炎之的专场拍卖中买下的。但仇浩然明白，如果从古董入手，无论如何都难以与爷爷的收藏相匹敌，而且从一个家族的整体来说，也需要有人能够专注于当代艺术收藏，来补充家族收藏的体系。

　　收藏“不差钱”

　　仇浩然的收藏开始于对西方当代艺术作品的关注。十六岁的时候，在美国上学的仇浩然每周回到纽约的Disco Bar，那时安迪·沃霍尔等这些美国知名当代艺术家在那里出没，而如巴斯奎因这些艺术家也刚刚初露锋芒，仇浩然在那里认识了他们，也认识了他们艺术的魅力。他的收藏从那里开始拓展，直到2003年，仇浩然回到香港，开始着重于亚洲包括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的艺术，这里他找到自己的根基。如今他在这部分的收藏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

　　从采访一开始，仇浩然就明确提出，不会透露自己收藏品的具体数量和名目，更不会以投资专家的口吻来指导新晋收藏者买什么或者不买什么。收藏并非比较富裕程度，与囤积和投资都没有直接的关系，仇浩然更愿意从学术和文化的脉络来收藏中国当代艺术和亚洲艺术。他收藏中各种类型的艺术家都有，并非大而全的仓储式收藏，而是选择那些“能够表达当时的社会状态，对社会状态的关心并且了解，能体现当下当地的艺术状态的艺术家”作为收藏个案，一旦锁定目标，就深入研究系统购入。与此同时，仇浩然也以购买收藏的方式支持年轻艺术家的创作。这种收藏要求决定了收藏者必须深入跟踪和研究每一位艺术家，收藏速度既不会太快，也不一定能“捡漏”。仇浩然强调，收藏并非价格决定，即使错过了低价买入的机会，付出更多金钱，只要买到自己需要的就好。当然，作为香港伟凯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律师，也有家族信誉和经验作为后盾的仇浩然，这种“不差钱”的收藏方式并非人人都能效仿。

　　收藏要扶植

　　2005年，仇浩然到四川考察当地学校，捐资建立四川大足县玉龙镇仇浩然实验学校，而当时负责捐助项目的妇联主席正是艺术家钟飙的母亲。这一巧合让仇浩然从此也与中国当代艺术结缘，2006年，在钟飙的穿针引线之下，仇浩然把因为资金问题一度停滞的“罗中立奖学金”项目接手下来，成为这一非盈利项目的赞助人。仇浩然一再强调的是，至今为止，他没有收藏过一件涉及罗中立奖学金的学生作品，接手这个基金绝不是为了将它变成自己收藏的“温室大棚”。将获奖者推向知名负责的画廊和严肃展览中，创造新一代艺术家的话语权，为年轻人创造创业的平台。很多年轻艺术家在近几年迅速窜红、昙花一现，继而消失在视野中，这充分说明了在这个市场为先利益当头的时代，年轻艺术家有可能前途无量，也更可能被当成洗钱工具而成为艺术市场的牺牲品。

　　收藏要开心

　　除了喜好，什么能决定收藏家的收藏方向呢?仇浩然的经验是：一看艺术家的学术地位，二看艺术作品参加重要展览的履历，并且要确认这个参展履历和地位并非金钱和炒作换来的。相比一些时髦的收藏家们，仇浩然的收藏很草根，也很老套。起步的第一年，他也曾经尝试直接从艺术家手中购买作品，但是他更看重画廊销售。因为好的规范的画廊，在作品再次出卖时会通知艺术家和原来的收藏者，这样保证了艺术家能够建立完整的收藏简历，而且从画廊购买也有相应的折扣。

　　家族越是有丰厚的艺术品经营和销售的经验，仇浩然越是对于艺术品的投资炒作不感兴趣。他评价如今一些投资方式“太老土”，他不否认自己曾经将藏品送拍，但种种原因没有成交，为了表示自己对艺术家的歉意，他将这件流拍作品捐赠给北京大学法学院，现在还悬挂在法学院四合院会议室中。仇浩然也不看好种种名目的艺术投资基金，“投资没什么不好，但是要老实。” 中国的收藏发展需要不同的人来推动，没有投资者，中国当代艺术不会有现在这样繁荣的情景。但是“出于投资目的买家就不要宣称自己是收藏家”。

　　最后，在记者的一再要求下，仇浩然讲述了一个爷爷仇炎之的故事。仇炎之做生意的时候，将古董分成三个盒子装，朱红色的是为普通客户准备的，蓝色的是为高端客户准备，而带封条的黄色盒子是专为最挑剔最专注的客户准备的。最专一的客户才能得到最好的东西。收藏既是按部就班的研究工作，也是充满诱惑和趣味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