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研究新中国美术史的话一定要到我这里来，因为很多展览的地点等信息只有我这里保存的资料上才有，我常开玩笑说，如果我家里发生火灾，美术史的一部分就要没了。——王明贤

 

    ■名片

 

    王明贤中国文革美术专家，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艺术研究所副所长、收藏家。对新中国美术史、建筑美学、中国当代建筑有专门的研究。

 

    走进红色年代的故纸堆

 

    王明贤比较成规模的收藏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那时候整个学术界的气氛沉寂起来，他也将自己的主要精力花在文革美术史研究上，“自我感觉颇有点鲁迅当年做古籍勾沉工作的意味。”由于历史的原因，1966到1968年之间的红卫兵美术报刊大部分都被销毁了，研究者很难再看到这些史料，因此王明贤有意把收藏和研究的重点放在红卫兵美术报刊上。

 

    随着收藏的增加，这些文献资料串起一条文革美术史的脉络，让王明贤对文革美术有个更深入的认识：“我没想到1967年红卫兵美术报纸数量如此之多，可以说创造了中国美术史上的奇迹。当时仅北京和天津两地的红卫兵美术报纸的数量就相当可观，各地的美术院校造反派和红卫兵组织都出版了很多《美术战报》一类的报刊和宣传册，他认为红卫兵美术报刊分为两类，一类是美术界革命造反派主办的战报，另一类为社会上的革命造反派主办的画刊。前者主要面向美术界，着重批判美术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夺回美术阵地，后者则针对一般公众，”现在的人很难想象，当时会有那样多的人狂热的去批判齐白石、批判建筑学者梁思成，批判《五朵金花》这样的电影“。

 

 

 

十多年前，文革美术资料收藏在国内几乎还是一个空白点，所以他形容说“到潘家园这样的地方随便一捞就能捞到很珍贵的宝贝，但是现在收藏市场很发达，就难找一些了”。

 

    披露惊人的“故宫改建”规划

 

    去年以来，多个报刊上都有人提到当年“改建故宫规划”的惊人事件，一向关注建筑史研究的王明贤也在自己的藏品中发现了更多的细节。

 

    1967年《城市规划革命》第1期《揭开“故宫改建”规划的黑幕》(作者：《东方红》战斗队)一文揭发的拆毁天安门和故宫的规划设计方案内幕：一九六三年二月在北京展览馆，北京市规划局举办了“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汇报展览”。当时的北京市委领导都不止一次地去过。

 

    二月二十三的晚上，有关领导来到了北京展览馆，看到规划中故宫未加改建。同年三月的一天，领导即在动物园“荟芳轩”召见了城建委领导，明确提出了改建故宫的问题，说是要改建故宫，规划局要做具体方案，之后规划人员对领导意图进行“钻研”、“领会”，并亲临故宫现场参观调查以后，终于做出六个故宫改建规划的方案。

 

    这些规划方案做完后，还专门做成了二千分之一的模型，重点方案还做成五百分之一的大模型。幸运的是，这些规划最后并没有得到实施。但是当在《城市规划革命》第1期上亲眼看到那张欲把故宫全部拆光的规划图，还是让见多识广的王明贤感到震撼和莫明的悲哀。

 

 

 

从学术研究到创作

 

    在长期收藏的基础上，2000年王明贤和严善淳一起合作出版了中国第一部文革美术史：《新中国美术图史：1966- 1976》，他们的研究也引起海外学者的关注。2002年，他们受加拿大学术机构的邀请举办了文革艺术展览，虽然展览在学术圈内受到很大关注，但是王明贤注意到，展出的文革资料中如漫画这样的东西图片很小，在视觉上无法吸引一般观众的注意力，因此他就想到了对这些美术图像如何进行转化。另一方面，一些当代艺术家也确实从文革美术的图像资源中得到启发，并创作了一些引人注目的作品，很多人还是从王明贤手里借到资料的。但在王明贤看来，“除少数作品外，大部分以文革为素材的当代艺术作品，既不好玩，又不深刻。这类作品太肤浅了，即使是调侃，也应有反思。”正好前年他大病一场，就利用养病的时间开始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施。

 

    两年来他陆续创作了五六十件作品，按照他自己的话，这可以说是“荒诞现实主义：文革艺术考古学”，并分为文化人物、电影批判传奇、鉴宝、设计革命、世界名画等五个系列。他谦虚地说，“我的作品当然不敢自诩为既好玩又深刻，可能也属既不好玩、又不深刻一类。但是，我的这些作品至少留下了真实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