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中作品《2009年夏天》，它需要观者站在指定位置，并从一个圆形小孔里才能看见它应有的样子。本版图片 早报记者 刘行喆
胡建平1988年作品《升降仪式》
丁乙画于1988年的手稿
“蝇有一千多个复眼，在同时可看到一千个形象，太有意思了，为什么我们不能有更多的视点呢？”
——孙良
“现场”关键词之一
等待理解
嗞嗞作响的电子视频、闪烁着光芒的屏幕墙，混合着从远处传来的古怪的噪音，将整个展厅装点得诡异而不安。它像是一个试验场或者艺术工地：将各种蔬菜进行杂交，并改变它们的蛋白质序列；用宣纸铺成由大师名字组成的“路”或“梯”，象征着走进艺术史的寓意并诘问：我们必须走进艺术史，成为先人的模仿者吗？——这些都是在展厅内所呈现的当年的实验性作品。
和1980年代流行的那些朦胧诗和现代派戏剧一样，艺术作品都期望能在思想深度上有所追求，无论表达是否煽情、可靠，那种浓重的社会使命感和先锋姿态，总能在表达焦虑和乌托邦想象中得到慰藉。那些活跃于1980年代的年轻人也都是“文革”、知青的经历者，喜爱哲学和理论思考，甚至以纯“观念”充斥作品，也许他们不知道德国前卫艺术家博伊于斯（1921－1986），但这位前卫艺术家的作风却在那些年轻的艺术实验家那里得到了一些再现，绘画作品、身体艺术、偶发艺术、电子装置或者视频短片，几乎所有的作品都需要理论阐释和文字解释才能被公众理解，而这一“现场”能否再现，在技术上来看似乎不成问题，但是否能被理解则需要各种时代语境的补充。
就像《等待戈多》在巴黎大剧院演出时乏人理解，而在圣·昆丁监狱的囚犯中却激起了巨大的震撼一样，也许，要看明白这场“上海滩30年”的展览，也需要一点时间和忍耐力。
“现场”关键词之二
艺术实验
在底层展厅内，灯箱上唯美的天使大概是视觉上最为温和的一个作品，但细看之下，这幅作品由16200张图片拼接而成，作者用一部震撼过其心灵的录像截帧进行了剪切，并按照视觉原理，以颜色排序拼接而成。而视觉效果的实验在一楼展厅内还有一件——杨振中的《2009年夏天》，大尺幅的图片被肢解、错落地悬挂，它需要观者站在指定位置，并从一个圆形小孔里才能看见它应有的样子。
在今天看来，这些“先锋”作品显得有些落伍了，但“实验”在“文革”刚刚结束的几年里，即使是那些抽象的美术作品也颇受争议，受到艺术为政治服务的创作模式的影响，面对前卫艺术，大众的第一反应是反感和无法接受。
1980年代初的上海，在现在看来赫赫有名的“83年实验绘画展”上，初出茅庐的艺术家借鉴西方的绘画技法，对传统的艺术发出了挑战，张健君的作品《永恒的对话》运用了综合材料——石膏、玻璃、砂石，这在当时是被认为“超前”的，而方昉的《协和曲2号》则直接在画面上打了一个大大的叉，以最直接的方式宣泄对具象艺术的不满。展览当时在复旦大学开展，属于圈内人的交流。“当时戏剧学院的马列主义研究所的人也来看展览了，但其实是来审查的。”张健君说。虽然这些作品在今天看来有模仿西方的重大嫌疑，但西方风格的借鉴其实是对传统艺术的一次挑衅——追求形式，并要求“非学院化”。
有趣的是，“83年实验绘画展”中有9名艺术家都来自同一学府——上海戏剧学院。在上戏的科系设置里只有“舞台设计”和“美术系”，相对戏剧来说，绘画只能是边缘性的，主要是布景课这类为戏剧服务的课程。“但正是因为没人管，我们才得以进行那些实验。”张健君说。但这些实验并非是闭门造车式地想出来的，从作品中能明显地看出西方艺术特别是野兽派、抽象表现主义对他们的强烈影响。“我当时就被称为‘野兽张’。”张健君回忆道。
“现场”关键词之三
转折点
展示大部分艺术家在自己的创作中的重要转折点，是此次展览的重要特点之一。摄影家王耀东在回顾1980年代摄影展时说：“那时社会结构相对简单，医疗、住房等物质压力还不大，对影像的探索容易迷恋，愿意追寻和纵容自己的不羁艺术幻象。一些具有指导性意义的文献又相继出版，譬如《人论》、《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等。还有西方象征主义画家罗塞蒂的作品，他是那样忧伤而完美，令人感叹。我和我的一些朋友已不屑于当时主流摄影的表象图解式追求，希望寻求和拓展一些更大、更辽阔的影像表达空间和摄影作品的标准。”
任何一次展览、讲座、旅行甚至一本书，都可能成为艺术家创作转折的激发点，这与上海的地理位置有一定关系，使之常常成为与西方文化的交流的中转站。1980年代初，有两个法国绘画展在美术界引起轰动，一个是1978年的“法国十九世纪农村风景画展”，一个是1982年的“法国绘画250年——卢浮宫、凡尔赛宫藏品展”。对西方绘画的借鉴成为一种潮流，油画家在风格和实验精神上带有明显的法国特色，对“形式”颇为热衷，刘海粟、吴大羽等上海戏剧学院的客座教授早年都曾留学欧洲，曾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教的关良、庞熏琴、倪贻德等也都曾留法留日。孙良的作品《蝇眼中的世界》创作于1991年，“反思1980年代初开始，我们拿西方艺术史作为学习对象，虽然我至今会说那时这样做是非常积极并有意义的，但很多时间艺术家们会出现唯西方作为自己标准的这样一种群体心态。而当我走过学习历程，我是谁？我在问自己，艺术对于我是什么？这些引发我1991年的改变。”孙良说，“蝇有一千多个复眼，在同时可看到一千个形象，太有意思了，为什么我们不能有更多的视点呢？”
实际上，当21世纪到来之后，上海的绘画状况并未有多大实质性的突破。在1980年代已经开始实验的画家仍旧延续着曾经带给他们辉煌的作品风格，符号化的创作与市场运作不无关联。只是，如今的一些年轻艺术家似乎缺少了执著和热情，急于模仿前人风格，或继承了泼皮的艺术态度，戴着伪造的“先锋面具”，将艺术变得越来越让人颇费猜测。而“这究竟是什么艺术？”几乎成为普通观众最常见的问题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