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一下国内近几年拍价超千万元的古书画拍品，哪个不是打着《石渠宝笈》著录的旗号？恽寿平的《载鹤图》（3696万元）、马远的《溪山秋爽图》（3024万元）成交，莫不是拿《石渠宝笈》做金字招牌。上图为恽寿平的《载鹤图》。雅昌资料图片

    本报《鉴藏》专刊2009年8月29日发表了郭庆祥先生的《庸俗的清宫皇家收藏》，引起了文化界和收藏界的热烈反响和争议。石建邦、孙逊等专家先后撰文，提出了不同看法。郭庆祥先生意犹未尽，又撰写了《<石渠宝笈>价值几何？》，对他的观点进行了新的补充，并兼答石、孙两先生。

    在清代的文化建设中，官方修史是推行“文治”国策的一个重要手段。通过修纂各类史书、阐释历史，以配合统治策略，达到转移人心、扶持纲常的目的。《石渠宝笈》就是清代乾隆、嘉庆两朝编纂的历代宫廷收藏的大型艺术著录文献，其目的就是制定著录，推行和倡导当时皇家的文化标准，宣扬统治者的政治主张，为封建当朝者歌功颂德。

    《石渠宝笈》是要建立维护皇家需要的符合封建统治者利益的文化标准

    此前，康熙喜欢汉人的文化，酷爱书画，是他扶植了画风崇尚摹古和程式化的清初“四王”，并使其作品成为皇家的绘画标准。这可能是他确实喜欢“四王”绘画的缘故。同时，从政治意义上看，“四王”作品的画面所呈现的“平淡面貌”恰与封建统治者希望达到的“天下安定”的政治目的相符合。所以，此后乾隆编纂的《石渠宝笈》也同样渗透着皇家统治者的政治诉求，是要建立维护封建皇家需要的符合统治者利益的文化标准，而非对艺术的真正推崇。

    “四王”之一的王时敏在《西庐画跋》中反复强调作画要和古人同鼻孔出气，“于古人同鼻孔出气，下笔自然契合。”而同时代的石涛提出的却是“笔墨当随时代”、“搜尽奇峰打草稿”的美学思想，他的艺术主张和绘画实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这种“新奇”观点，却得不到皇家的赏识。虽然他两次被康熙召见，但他的绘画艺术却一直游离于主流之外。

    从统治者对待“四王”和石涛的不同态度，可以看出皇帝们真实的鉴赏能力和水平，他们一方面彰显对汉学文化的推崇，一方面也表露了他们对汉学文化的某些误读。再拿明清两代的官窑瓷器相对比，收藏界的共识就是：明瓷体现的是一种“雅”文化，而清瓷特别是乾隆官窑，由于刻意精工细作、纹饰繁缛华丽而显现呆滞僵化的风格，反映了其文化内涵的“俗”。同样例子，还在家具设计和制造上，影响当今世界极简主义设计风格的明式家具，其典雅品位远远高于雕饰过繁过滥的清代家具。

    《石渠宝笈》著录的并非全部是精品和真品，这已成为学界和收藏界的共识

    《石渠宝笈》仅仅是用文字记载的、没有图片的自晋、六朝、隋唐到清朝历代书法、绘画、碑帖、版本、缂丝等作品的“总账目”。它记录的是作品的名称、质地、尺寸、款识、前代鉴藏印记、题跋以及清内府印记、乾隆皇帝过目的题跋诗文。历史的真实情况是：因为乾隆、嘉庆两朝的内廷鉴定水平所限，而且受到皇帝个人眼力、喜恶的制约，不仅收录了大量的平庸之作，更收录了无数赝品，有的甚至故意以假当真。如以前我曾举例的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其伪品首先进入宫廷，乾隆一见大加叹赏，屡屡题赞，甚为喜欢。后来真迹来了怎么办呢？他也明白真迹确实是好，但自己的话已说在前面了，不可能自己承认自己的错误，他就让手下的大臣去题诗贬低这幅真迹。这是由于封建王朝的等级制度、皇帝的家长一言堂造成的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行为，为后世的鉴赏带来了许多祸害。又如，明清两代在苏州一带聚集着一批民间书画高手，形成了专门制作假书画的作坊，他们所造的假书画后来被统称为“苏州片”。那时“苏州片”已具有相当高的造假仿制水平，几可乱真。有不少人就用“苏州片”进呈皇帝，这样的东西，《石渠宝笈》也照样著录。所以，《石渠宝笈》重要著录的画作并非全部是精品真品，虽然其中有中国美术史上的璀璨瑰宝，但同时也充斥着大量的庸劣之作、伪作和仿作。

    《石渠宝笈》著录的绝大部分作品被收藏在大陆和台湾两岸的博物馆以及一些外国博物馆中。现在市场上出现的标称《石渠宝笈》著录的作品，其来源可能是当时以各种各样的名目被清帝赏赐出宫的或是当年清朝末代皇帝逃亡时被“折腾”掉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