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潘素先生将所藏晋陆机《平复帖》卷，唐杜牧之《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草书》卷等珍贵法书等共八件捐献国家，化私为公，足资楷式，特予褒扬。”                                                 
—— 部长沈雁冰

    1956年7月，时任文化部部长的沈雁冰颁发了这样一个褒奖令。

     褒奖令中的“等”字，包含的另外三件作品是：宋吴琚的《杂书诗帖》、元赵孟瞓的《章草千字文》，元俞和的《楷书》。在收藏界，张伯驹以眼力过人著称，他所收藏的古字画，都是精品中的精品，而这八件，连同1952年捐献给国家的《游春图》，是他三十年收藏生涯中的极品。

    对于一个收藏家来说，送出任意一件藏品，都会忍受“割肉”般的痛苦；要将自己最珍贵的藏品悉数送出，那简直是“刮骨剔肉”了；而对醉心于藏品的收藏家来说，这样的选择，只好用上“情何以堪”四个字了。

    但张伯驹似乎是收藏家中的另类，他捐得洒脱，捐得愉快，捐得如释重负、如偿夙愿。

    在今天很多人看来，收藏是一种投资方式，收藏是为了升值、赚钱。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收藏界，张伯驹的学识和眼力得到高度认可，是公认的最优秀鉴赏家之一，古字画只要经他的手，肯定升值无数。但众所周知，张伯驹的收藏是只“入”不“出”。很多东西，他收藏数天后就有人出数倍的价钱上门求购，都被张先生一句话轻轻打发：“张伯驹旨在收藏，贵贱不卖，恕君海涵。”

    张伯驹的收藏不是投资，不为赚钱。最初收藏，就是出于兴趣和爱好，藏品给他带来了极大的乐趣，令他欣赏到“古往今来的月光”；他对藏品倾注的情感，对藏品的珍视、珍惜、珍爱，只能用“醉心”“痴迷”这样的词汇形容。

    1956年，他却把自己珍视、珍惜、珍爱的藏品捐给了国家。1965年，他再次把三十多件珍品捐给他所任职的吉林博物馆，其中包括宋代杨婕妤的《百花图》——中国现存最早的女画家作品。《百花图》是他十分喜欢的作品，他曾写道：“我终生以书画为伴，到了晚年，身边就只有这么一件珍品，每天看看它，精神也会好些。”但就是这样一件被他视为最后的精神慰藉的作品，他也捐了出去。

    张伯驹被誉为“天下民间第一收藏家”，却是收藏家中的另类。有人说，张伯驹颠覆了“收藏家”的概念，“收”而不“藏”，凡“收”必捐。那么他倾家荡产、历尽艰辛地收藏古字画，到底是为了什么？

    其实，收藏还有更重大的意义：这是记录历史、保存文化的一种方式；一个民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遗产，由此得以传承、延续。

    或许，这样的境界，是张伯驹收藏文物的最大动力，也是他捐献文物的最重要原因。正如他自己所说，“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则是予所愿也！今还珠于民，乃终吾夙愿。”在他看来，这些文物离他而去，是“得其所哉”。

     1956年7月的那个褒奖令，虽只是薄薄的一张纸，却是沈雁冰亲笔全文书写；虽难称华美，却弥足珍贵，因为它是在褒扬“一个深爱中华文化的人，为保存本民族文化遗产所做的伟大贡献”。

种种别号见证“痴迷”

    张伯驹的名号很多，他名伯驹，字家骐，号丛碧，别号游春主人、好好先生。这些号和别号都是有来历的，从中可以看出他对藏品的沉醉和“痴迷”。

    1926年，他看到康熙皇帝的御笔“丛碧山房”，一见倾心，购而藏之，越看越爱，更喜“丛碧”二字寓意繁茂葱茏，干脆自号“丛碧”，书斋也改名为“丛碧山房”。历尽曲折得到《平复帖》后，他又把自己的住所命名为平复堂。

    张伯驹对古字画的痴迷，在当时的收藏界人所共知，北平琉璃厂不少古董商，有好东西就会先通知他。他一听到消息，就会尽快赶过去先睹为快。只要看中的，他会想尽一切办法收藏，甚至借钱也要买。他常常是先付对方一部分钱，余下的分段付清。如此一来，他得到的佳品越来越多，有时欣喜难抑，无以表达，就将自己的名号一加再加。

    他自号“好好先生”，不是想当好好先生，而是因得到了杜牧的《张好好诗》。由于年代久远，唐人真迹传世极少，名诗家手迹更是寥若晨星。李白的《上阳台帖》、杜牧的《张好好诗》等真迹能传承至今，简直是奇迹。况且，《张好好诗》背后还有一个优美而感伤的故事。
 
    杜牧26岁中进士后，在江西结识了歌伎张好好，此女善唱，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能发出“海豚音”。其歌声响遏行云、穿街越衢，令杜牧大为倾倒。十多年后，杜牧又在洛阳街头偶遇张好好。此时，她已嫁作他人妇，当垆卖酒，不复当年清纯模样；而杜牧自己也人生不得意，亲朋飘零，鬓发已苍，不由大为感慨，回到居处，就写下《张好好诗》。这是一首58行的长诗，但诗人仍意犹未尽，结句为：“洒尽满襟泪，短歌聊一书。”

    《张好好诗》可说是杜牧的手稿，长达162厘米，不仅诗篇文笔委婉，书法也称杰作，写得奇肆跌宕，潇洒自如，一派清新刚劲之气流溢于字里行间，与诗篇相得益彰。杜牧本来就是书法大家，董其昌云：“颜(真卿)柳(公权)以后，若温飞卿、杜牧之，亦名家也。”在唐代以法相胜的风气里，杜牧凭其才气，将《张好好诗》写得潇洒飘逸，笔势飞动，直逼晋人之韵，古人评为“牧作行草，气格雄健，与其文相表里”。

    杜牧的这份珍贵手迹，曾递藏于宋徽宗、贾似道，明项元汴、张孝思，清梁清标等人之手，清乾隆年间入藏内府，后被溥仪携出宫外，流散民间。张伯驹最终有幸得到，欣喜若狂，从此自号“好好先生”。

    过了没多久，张伯驹不得不再为自己起一个别号——“游春主人”，因为他得到了被称为“中国第一画卷”的《游春图》。他不仅自号游春主人，还将所居承泽园更名为“展春园”，词集定名《游春词》，杂记也冠以《春游琐谈》。如此这般，不仅因《游春图》极其珍贵，更因他费尽心力得到这件国宝之后，心中实在欣喜万分。

《游春图》凝聚先生心血

    江南二月，桃杏争艳。风雅之士策马、散步或泛舟出游，郊野春光和煦，山形耸峙，水波浩渺，万木复苏，祥云涌动。

    这是《游春图》所展示的画面。该画用笔细劲有力，设色彩丽鲜明。人马体小若豆，但刻画一丝不苟。浓烈的色彩渲染，烘托出秀美河山的盎然生机。

    研究者认为，作为现存最早、以自然为描绘主体的作品，《游春图》体现了中国山水画的基本特征，具有“可行”、“可望”、“可游”、“可居”之景，如教科书一般，印证了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提到的构图法则：“山以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采，故山得水而活，得草木而华，得烟云而秀媚。水以山为面，以亭榭为眉目，以渔钓为精神。故水得山而媚，得亭榭而明快，得渔钓而旷落，此山水之布置也。”

    《游春图》的作者展子虔是北齐至隋之间的大画家。在中国绘画史上，展子虔被认为是一位继往开来的人物，他一方面继承了魏晋时代的技法，一方面预演了新的画风。在他之前，绘画对自然景物的表现主要是象征性的；他开始了中国画家恢复自然秩序、利用空间感表现自然山水壮美的尝试。历代学者都认为，《游春图》“写江山远近之势尤工，故咫尺有千里趣”，结束了中国山水画“人大于山，水不容泛”的稚拙阶段。有人因此认为，展子虔“可为唐画之祖”。

    《游春图》为历代鉴赏家所珍视，递藏于宋徽宗、贾似道，元代鲁国长公主，明内府、严嵩之手，清代经梁清标、安歧等人之手而归清内府，后溥仪携其至长春。

    1945年，溥仪被俘，混乱中，他所拥有的大批字画散失民间，引起收藏界的极度关注。北京古董商马霁川最早奔赴东北，收购到不少精品字画。回来后，他将一些伪迹和寻常之品卖给故宫博物院，已将本金赚足。随后，陆续卖出一些真迹精品获取重利，其中唐代陈闳的《八功图》卷、元代钱选的《杨妃上马图》流失国外。

    此时，《游春图》竟然也落到了马霁川手上。张伯驹得到消息，异常着急，唯恐这件重要国宝被卖到国外，匆忙赶去与马霁川接洽。但马氏索价800两黄金，这是张伯驹拿不出来的，他刚用110两黄金收藏范仲淹的《道服赞》，就是卖了不少家当才凑够的。

    但张伯驹不愿弃之不问。他前去拜见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陈述该卷当收归故宫博物院。但马衡院长表示，故宫连日常维护的经费尚且不足，实在没有能力收购。

    无奈之下，张伯驹决定自己解决此事。他平生淡泊洒脱，可一旦认真起来，就会显出超人的精明和聪敏。他连日到琉璃厂去，遍走荣宝斋、一得阁、德古斋、庆云堂等字号，每到一处，就大声宣扬：“有一幅《游春图》，此卷有关中华民族的历史，万万不能出境。谁为了多赚金子，把它转手洋人，谁就是民族败类，千古罪人，我张某决不会轻饶他。”

    以张伯驹的身份，此事很快渲染得满城风雨。马霁川自知转手洋人有很大麻烦，经人斡旋，同意以220两黄金的价格让给张伯驹。

张伯驹的女儿张传彩曾回忆道：220两黄金也不是小数目，为了保住《游春图》，他决意卖掉自己位于弓弦胡同的宅院。这宅院原为李莲英所有，十五亩大，“有四五个院落，果树葱郁，芍药、牡丹盛放，好几个会客厅、长廊”，是张伯驹最喜爱的居处。但为了购买《游春图》，他忍痛割爱，将其卖给了辅仁大学。据马未都先生估算，这个宅院搁到现在，光拆迁就得一个亿。

    张伯驹把卖房所得2.1万美元，换成220两黄金前去买画，但马霁川又节外生枝，借口金子成色不好，要追加20两，不然《游春图》将另寻新主。张伯驹万般无奈，只得回家想办法，这就引发了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张伯驹回到家，让妻子潘素把她的首饰卖掉，凑足20两黄金。潘素自嫁给张伯驹后，无事不顺从丈夫心意，但这一次她也踌躇起来。这时张伯驹大约已心力交瘁，见妻子如此，一下躺倒在地上，怎么也不起来了。潘素无奈答应了他，张伯驹这才从地上起来，拍打拍打身上的土，若无其事地回屋睡觉了。这个时候，张伯驹已是年近五旬的人。

    了解了张伯驹得到《游春图》的经过，我们才能理解他得到这幅“中国第一画卷”后的欣喜。

    一个月后，南京总统府秘书长张群来北平，第一件事就是询问《游春图》，并给张伯驹来函，表示愿以500两黄金收藏。张伯驹暗暗生气：故宫博物院连维修经费都得不到保证，张秘书长何以如此大方，张口就是500两黄金？于是复函：“张伯驹旨在收藏，贵贱不卖，恕君海涵。”

“予所收蓄，不必为予有”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展现的生机和活力，让张伯驹对政府产生了信赖和热忱，他先将《游春图》捐献给故宫博物院，又通过统战部部长徐冰将李白的《上阳台帖》送给毛泽东。对于一向游离于政治之外的张伯驹来说，这是很不寻常的举动。毛泽东既喜书法又爱李白，曾把《上阳台帖》置于办公室，常忘情欣赏。但按照他自己立的“领导人不能接受礼品”的规矩，后来忍痛割爱，将此帖转赠故宫博物院。

    1955年年底，政府发行公债，号召群众踊跃购买。张伯驹家当时没有多少现钱，于是他就跟夫人潘素商量，将《平复帖》卖给故宫博物院，用所得款项购买国债。故宫方面很高兴，出价20万元。张伯驹转念一想，卖掉《平复帖》再买国债，不如干脆捐了。他跟潘素商量，两人决定在自家藏品中选出八件捐献给国家。

    后来张伯驹说起此事，话很简单：“我看的东西和收藏的东西相当多……这些东西不一定永远保留在我这里，我可以捐出来，重要的是这件宝物永远保存在我们的国土上。” （来源：大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