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升华为书法艺术，是自然与历史合谋恩赐给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当我们沉浸在书法所构建的文化氛围中时，我们不该忘却汉字的特殊贡献。与马克思、韦伯一道并称为现代三大经典思想家的德国齐奥尔格·齐美尔说得好：“有些内容无须太明显的努力就显现出艺术的形式，好像造化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创造它们的。”汉字从它成型的那一刻起，就好像已经占卜到它的未来，那些手捧镌刻着汉字龟甲的念念有词的巫师，是否也在预测着汉字日后会笼罩神秘的魔力，而千百年来一直熠熠生辉的书法印证了这股神奇的力量。汉字作为书法的物质基础，几千年来从来没有人想到它消失的可能性，以汉字为核心的文化场域，也从来没有哪种力量能够对之提出挑战，尽管鲜卑、匈奴、满族曾入主中原，但他们非但没有消亡汉字，反而强化了汉字文化，于是书法也就可以安然自得地营造自己的生命体系，并缔造了独特的艺术大厦。但是，在国门大开的今天，在消费文化日益主导的全球化语境里，一场“去汉字化”浪潮悄无声息地进行着，书法生存的物质基础和语境受到严峻的威慑，我们说书法面临着危机、书法将走向终极，并非不合时宜，也非骇人听闻。然而我们又并非束手待擒，我们可以利用消费文化的特质，利用汉字文化强大优势，争得汉字文化的话语权，在“唯汉语运动”中，依然能够寻找到新的发展机遇，以王者归来的气度，迎来书法又一个辉煌的时代。

　　上篇：终极的可能

　　汉字使用的终极，便是书法艺术的终极。没有汉字作基础，书法也必将落得像楚辞、汉赋一样的命运——供后之来者凭吊、研究的一种艺术形式，就像我们今天走向金字塔、爬上长城一样，除了给予赞叹外，不会再去砌墙，否则便是历史蠢货。失去土壤的书法，如果命运好的话，充其量成为沙漠中的胡杨林，只会留下一道惨美的文化风景。

　　在以英语为主导的全球化的当代文化，中国未能独善其身，尤其是在经历“文革”经济衰弱的情景下，汉字文化成为落后、保守的象征，于是一场去汉字化运动席卷而来，虽然它一反常态没有呼喊口号——

　　如果你有兴趣或者顺便去逛逛学生文具柜台、文具商店，你会发现你置身于非汉字的世界，琳琅满目的书包、文具盒、笔记本……这些文具的内外文字设计，百分之九十的都是英文（间或是日文、韩文），而汉字已经完全被排挤到阴暗的角落。

　　如果你走进稍微称得上时尚的服装店，从婴儿服、童装到中老年服饰，即使是百分之百的中国设计、中国制造，它的纹饰同样是洋文，甚至商标也是非汉字化了，像“上海冠君纺织品有限公司”生产的“雅菲依尔”服装，在宣传时就采用“yafeier”作为代名词了。

　　如果你使用电器，你会发现在所有的电器的功能键上，你再也见不到“开”和“关”等汉字，取而代之以“on”和“off”。颇让国人自豪的国货“TCL”则摇身一变，几乎成为英文全面战胜汉文的“典范”。

　　同样作为普通百姓的我们每天打开电视看节目，见到的是荧屏左上方的“CCTV”。令人着迷的体育频道右下方，即使是中国运动员，面对的观众全部是中国人，它所显示的姓名、比赛成绩全部是英文。尽管这是对汉语的蔑视，对写汉字的国人不敬，但它依然趾高气扬，俨然国家意志一般显示着它的神圣。

　　这些仅仅是 “去汉字化”浪潮表现在消费文化中的表象。也许有人会说，小孩子使用的东西，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还会有人说，这些都是日常商品，没有必要扯到高雅的艺术文化上，至于书法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了。但是这种思想是短视的，是有害的。现代社会商品极其丰富，物流极其畅达，沟通极其便捷，我们的空间几乎被衣服、食品、电视、电影、电脑塞满了，人的自主性逐渐丧生，自我空间越来越狭小，人的精神、情感、价值观几乎被商品所左右。英国著名文化理论家约翰·斯道雷指出：“在这里，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成功被意识形态的运作所巩固，即通过日常生活品的提供，有效地摧毁本土文化并把美国的生活方式强加于当地人群中……人们被愚弄而不能认识到，如果他们喝可口可乐或穿着利未的斜纹布衫，他们的本土文化就将被摧毁而且将变成美国化的结果。”商品不等于文化，消费也不等于文化，但商品、消费却是时尚的代名词，追求财富，满足虚荣心，确认身份，会在购物、消费中得以实现。在去汉字化的运动中，每个个体都由原先是不自觉的被动的旁观者、参与者，到后来变为主动的践行者，因为他们不想被贴上落伍、保守的标签。英国蒂姆·爱德华兹深刻地揭示了人在消费中被改造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由商品的物性向文化转变的内在特质：

　　日常生活已经改造为消费资本主义的延伸，而且人也被改造成消费者或旁观者，其中商品化了的意义以及嵌入符号系统的象征价值，情感价值，都已被内化为现实的表征。

　　购物、即使是日常用品的购物，现在都已经完全失去了其作为一种活动的地位，而简直变成了一种体验。它失去了一种物质性，成了一种文化事件。

　　当这种消费文化获得普遍意义，成为必然的大众文化，我们不得不担心汉字的前途，书法的未来。由此，在华丽的商品面前，在疯狂的消费过程中，我们应该清醒了，至少要保持警惕，尤其是校园文化，康德说过：“人类在其类的整体中接受教育。”学校是作为一个有秩序、有组织的整体，而大街上形形色色的消费群体，则是凌乱的无序的整体，亚文化（时髦的说法是非主流文化）在其中是相当活跃的，当去汉字浪潮这一非主流文化成为常态时，整个社会即会陷入集体无意识状态，汉字文化的话语权也就会丧失。二十多年的去汉字化运动，已经初现它的危害，汉字渐行渐远，书法越来越远离大众，书法教育越来越怪异。2009年上半年，南京艺术学院招聘书法教师，三名书法博士生前来应聘，言恭达先生主持招聘，第一场测试是让三位博士生临写王羲之的《丧礼帖》等经典名碑名帖，结果是三位博士生竟然临得没有大一的学生好，实在令人遗憾。如果这还只是一个特例，那么下面调查测试就不得不让我们反思了：

　　有关部门对不同人群进行测试，要求每人写出“我虽然工作在风光旖旎的地方，却很寂寞，所以我要跳槽”这句话。结果，写不出或写错“旖旎”两个字的占95%，“寂”字占54%，“寞”字占65%，“槽”字占70%；书写潦草的约占70%。

　　上海的一份“汉字书写现状”调查显示，年轻人写钢笔字不规范的占70%-80%。

　　北京的一份调查显示，41%的小学生汉字书写达不到《语文课程标准》所规定的“正确、端正、整洁”的要求。

　　不能写规范的汉字，就没有汉字文化的语境，也就没有书法艺术的根基。古人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国书法之所以能绵延数千年，是因为有着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这就是对汉字的敬重，对艺术化书写的崇拜。在中国古代“书写和吟读比口语表达更具审美价值，更符合士绅的身份”。书写汉字是文化人的标志，挥写书法却是身份的确认，书法家成为时尚的符号，大众追捧的对象。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分析中国这一现象时说：“由于文字（汉字）著作和文献具有原始魔法意义，因此使得这些大官的印章和手书也具有半神圣和去邪的意义，考生的考试用具甚至也获得了这种意义。”但是在今天“去汉字化”浪潮中，这种对文字、对书法的崇拜已经转嫁到英文身上去了，即使是用汉字签名也不能正常了，字不一定写成书法，但一定得写成字母化。前些时候，闹得沸沸扬扬的“赵C”取名一事，进一步证实了在当今的文化语境中，使用英文是紧跟时尚的潜台词，而正常书写汉字则会带来羞耻感。当使用英文成为时尚时，将是汉字文化的没落，也将是书法的终结之始。齐美尔深刻地分析了一个人追逐时尚内在动因：

　　为了独特的内容结构，时尚提供了个人性的引人注目，这种引人注目看起来总是合适的，不管它的外观或表现方式如何过分；只要它是时尚，它就可以免于个人在成为注意对象时所会经验到的不愉快的反映。

　　这种个体动力会加速时尚的不断升级，为了宣示自己更加时尚，他们会变本加厉，并且相互影响，“去汉字化”的浪潮不会就此平息，汉字文化也因之丢城失地，书法艺术将成为游荡的灵魂。现在我们能清楚地看到成长于去汉字运动初期的80后们对汉字感觉的钝化，对书法的生疏，只要去看看他们制作的动画片，就能说明一切，虽然讲述的是中国故事，但人物的面孔已经分不清是中国娃还是美国妹了，英文到处飞，汉字节节无。如此一代一代走下去，书法还会有存在的空间吗？几年前，我惊奇地发现动漫《三毛流浪记》里的旧上海的情景做得很到位，它再现了活脱脱的汉字文化场景，可是一打听才知是日本人帮助做的，中国似乎失去了继续做汉字文化的能力。这也难怪日本人总是以傲慢的姿态，藐视我们，这也怨不得别人，自废武功，谈何尊严。在“去汉字化”浪潮的过程中，我们的考试制度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大学语文》不考不要紧，但英语非要过关，否则不予毕业。可是据权威机构调查，有70%的大学生在毕业后根本用不到英语。同样，国画、书法考研、考博，不重书法，却要背英文，以致相当一部分人满口皆英文，书法却写不好，而有些国画家竟然就不会写书法。所以搞得某些书法、国画研究生、博士生被人瞧不起，很没有脸面。更糟糕的是还些所谓的书法专家跑到国外去讲学，弄了一些非汉字书法，说是创新、现代派、纯艺术，说是跟国际接轨（西方国家根本就没有汉字书法，跟它接轨，真是作贱书法），并用一张英文证书来向中国人证明：这就是时尚，这就是现代，就是中国书法走向了世界。这真是闹剧，如果我们连羞耻感都丢弃了，将是书法的穷途末路。

　　当汉字不再被敬重，汉字文化的话语权被罢黜，英文成为时尚，并成为日常消费的时候，书法便会离我们而去。一旦书法沦为仅仅是一个文化记忆，成为古董，它最终只会落得像博物馆里的青铜器一样的命运——一个时代的终结，一个艺术、一个文化的终结。

　　下篇：王者归来

　　但是，在声势浩大的消费文化面前，在“去汉字化”的浪潮里，书法无需自怨自艾，也不会坐以待毙。因为中国文化有一个不断自我完善体系，具有强大的消解功能，它总能以谦卑的姿态热情接纳一切外来文化，尽管曾经也有执拗的时候；然后消解、改造它们成为自己文化新鲜的血脉，如此中华文明方得以维护，并傲视其他文明古国而屹立在东方。书法，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发展为中国文化独特的符号，相信只要汉字不废，只要汉字文化的话语权仍掌控在我们手中，书法一定不会就此终极，在中华民族全面复兴之际，它还会以王者归来的气魄，再次缔造一个辉煌的艺术王朝。

　　人类学家包阿斯提出艺术有两个主要来源：“一个是技术的独立发展，亦即技术处理中某些完美规范的发展，其结果形成了一些‘典型形式’；另一个来源是在宗教和其他社会现象中找到的。”这里包阿斯提出艺术形式与发展的两大因素：一是自我的发展，二是社会环境的制约。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书法与中国画分道扬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言人，这足以证明它的生命力和艺术价值，但是书法是由汉字书写发展而来的艺术，因此它与现实生活、实用哲学的紧密性又明显强于其他门类的艺术。书法源于汉字，服务于现实人生，消融于社会生活。书法经过新时期三十年的发展，其技术处理日臻成熟，某些成果已经形成了新的“典型形式”，这些“典型形式”将作为归来王者的潜伏基因，待到风云际会之时，它会聚变成充满亲和力的艺术王者。但是在此过程中，我们不能忽视消费文化的积极作用以及“去汉字化”浪潮所带来的潜在的危机。

　　问题是我们有些书法家一听到消费文化、大众文化就露出鄙夷不屑的神态。确实，作为艺术家应该“关注于当下的创造性劳作和审美判断的永恒性，而不是下周的收支平衡或下个月的晋升。”但是如果把高雅文化与商业文化搞得严重对立起来，确是个误区。事实上在消费文化中，商业与艺术是难分难解的。书法自古就是介于雅俗之间，也几乎没有脱离过消费文化的推动力。不少书法家就曾借助于消费文化成功推销书法，转换角色，提升形象，王羲之、张瑞图便是其中的代表。王羲之为老妪题扇销售，固然是出于道义，但他在扇子这一商品销售过程中，他所题的字和扇子共同组成了一个文化符号，这一符号不仅使得扇子销售一空，而且王羲之的书法也因之进入大众的视野，成为消费文化中的一部分，这有助于提升王羲之的知名度、美誉度，为日后王羲之被推上“书圣”的位置罩上了神秘的光环，而这神秘的的光环是一个人走上历史的制高点所不可缺少的。张瑞图的书法也在世俗文化中大放异彩，因他“系水星，悬之书家中可避大厄”。大众包括在日本拥有张瑞图大量的书法作品，是奠定其在书坛地位的重要因素。艺术如何在消费文化中被经典化的，美国理查德·奥曼在对美国现代小说经典化分析中，为我们勾画出明晰的路线图:

　　出版工业，就它浸透了职业经理人阶级的价值而言，影响特定作品的名誉与声望。像《纽约时报书评》这样的期刊，通过带有偏好的评论促成其成功，不经意地加强某些被认为是代表了这种价值的作品。奥曼不仅是简单地解释了是什么导致大量读者每年只读相对较少的几本书，他还论证了出版商和期刊如何影响“严肃”文学的经典。他写道，通过覆盖大多数美国精英知识分子，一个《时报》的重要评论能够有助于把一部小说写入一个文化议程，并确保其他的期刊将不得不认真对待它……如果一部小说的质量被一家知名的期刊认证，那么它就可能吸引更专业和学术性的期刊上的批评家的注意……通过这条路径它可以进入大学教科书，在那里的特定语境中……承认它作为文学的资格。

　　这段文字论证了出版商和期刊是如何有选择地影响大众、知识精英，如何将普通的文字取得“文学的资格”。任何文学艺术的经典化都是一个共同的、专业的、家庭的、社会的、商业的及民族的——利益网络的结果。汉字如何获得书法的身份，书写如何获得书法家的资格，商业文化、消费文化、大众集团掌握着大量的话语权，尤其在今天我们日益被消费文化所包围个体逐渐失语的社会，这种情形更会放大。对此我们无法回避，也无处可逃。当然我们也不必恐惧，当代文化社会学巨擘、法国著名思想家布尔迪厄通过大量实例证明了审美消费与日常消费的同源性，他打破了审美消费与日常消费之间一度不可逾越的界线，“将审美消费置于日常消费领域的不规范的重新整合，取消了自康德以来一直是高深美学基础的对立，即感官鉴赏与反思鉴赏的对立，以及轻易获得的愉悦与纯粹的愉悦的对立”。由此看来，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让书法重新回归到生活中去，它曾经聚集日常生活的智慧，成为艺术的恩宠，当然它不便背叛给予它生命乳汁的大众，更不会将自身的审美消费与日常消费对立起来，这也是作为王者的书法所遵守的社会基本道义。

　　消费文化的疯长并不可怕，“去汉字化”浪潮的势头一定会得到遏制，它的野蛮性、掠夺性会警示我们：在以英文为基点的文化霸权到处游弋的今天，我们必须捍卫汉字文化话语权。这是开放、融合、全球化背景下的必然抉择。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