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种价值观念引起了我的思考：其一，当代书法要与古人一争高下；其二，书法研究应“对自身局限性的充分估计”。前者是当代书法界一部分人的宏图大志，后者是学人邱振中的学术思想见解。

    相比较而言，我支持邱氏观点。理由是，以高科技、生物工程为主导的现代社会，书法的边缘化、非主流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试图以“艺术书法”的视觉效果，与影像、音响或文字的丰富多彩争个主次，显然缺乏对自身的客观认识。所以我说，想在古人面前竖一杆大旗的“艺术书法”，其理论基础极其脆弱。它想以书法单一的视觉突破，为二十一世纪的书法找到立身之本，以显得当代书法的与众不同，这肯定是一种无奈的梦臆。书法艺术是综合艺术，它的存在不能缺少文学的支撑，仅仅强调外在的表现形式和视觉价值，就从根本上削弱了书法艺术的文化深度。

    书法是农耕社会的文明遗产，不管是肇始于社会生活的实用价值，还是发端于文人士大夫的心性表达，书法的生成和完善，仰赖封建社会的专制制度。它的普及与昌盛，与文化传统和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息息相关。“不论是从广义抑或是从狭义去理解‘文化’一词，书法都是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我国教育、取士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和条件，便是书法，从汉代开始，已形成制度，直至清末，二千数百年间，从未改其制。从民俗看，镂金勒石，题壁书匾，以楹联及书幅装饰环境，或以为纪功祈福之用，成了中华民族三千年来的习尚。” (姜澄清《中国书法思想史》)。封建专制文化形态的封闭性，导致全社会奉行一元的价值观念，遵守一元的行为准则，因此，书法便成为天下读书人晋身取仕的不二法门。如果从艺术的角度来看书法，我们将发现，书法艺术是具有垄断性的，首先它是读书人的闲适艺术，是宫廷的神秘艺术，它的话语权归少数人所有，不会给平民一点想象和发展的空隙。书法的流行与传播，限定在宫廷与读书人的圈子里，它独有的霸权不会让全社会共同欣赏。历史所囿，书法就成为统治者的独裁工具，贵族或准贵族的文化标签。

    如此这般的社会需求，自然会使那些有条件执掌毛笔的人不做它想，他们怀着美好的个人憧憬，一方面临池不辍，一方面读经问史，以儒家“修齐治平”思想为方向，把毛笔字书写的好坏，打理成了读书人是否聪颖的社会标准。强大的历史惯性和坚定的个人心理内驱力，使毛笔字的书写成为一个人发展进步的事实，而毛笔字的书写风格也一代代变幻着，持续着。

    因此，在写毛笔字方面，我们与古人是不能望其项背的。在这方面，我是一个历史悲观主义者，即使我们使出浑身的解数，也无法与古人一争高下。不说现代人急功近利的浮躁思想已经把我们推向了物质化的庸俗触点，单以社会价值取向而论，一个多元化的现代社会，怎么会把写毛笔字当成一个人的最高信仰。因为，知识结构的更新，使社会发展更多地让位于科技，在工业化或后工业化的时代，毛笔自然成为大多数人的文化记忆，写毛笔字自然成为少数人对传统文化的理性继承。

    这种背景，提出书法研究应“对自身局限性的充分估计”，一定是当代学人清醒的理性认识。在当下的书法界，敢于反思自己、批判自己的人并不多见，囿于既定的利益，不切实际的大话、狂话、空话、假话，铺陈成似是而非的现实。在这种混乱的状态里，理性与科学的声言显得相当渺小。于是，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主流书法评论不加思考地把当代书法家类比成几百年、上千年的书法大师;要么就把今天群众性的书法运动，当成前无古人的文化复兴现象。以昔不如今为思想指南，把当下的书法创作抬升到不切实际的高度。

    既然我们确定了书法作为艺术的特性，既然我们把书法理论抬进学术的庙堂，就必须有勇气剔除附庸在书法艺术和书法理论躯体上的历史与现实的病毒，把书法学习、创作、研究纳入到理性的轨迹。邱振中是具有现代意识的学者，他说：“充分的自信和对自身局限性的充分估计看来是一对无法调和的矛盾，但这是一位思想者必须准确把握的关系。没有足够的自信，不可能去做艰难的、对学术真正有所推进的工作；没有对自身局限性的认识，很难获得新的可靠的思想，只有充分估计自身的局限性，才可能对思想所能到达的位置有准确的判断。”

    试图超越自己，就必须反思自己，否定自己。尽管反思与否定都是极其痛苦的。

文：张瑞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