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房、炒股……浙江民营企业家活跃异常，创造一个又一个财富神话，在收藏领域是否也能如此呢？

    浙江企业家们近几年在海内外艺术品拍卖市场上掀起了一股强劲的风暴，出手阔绰、豪气冲天的表现不仅引来佳士得、苏富比等世界拍卖业巨头的侧目，国内众多收藏爱好者也只能“望钱兴叹”。浙商成为国内民间收藏界的弄潮人，向世界展示着中国民间收藏界的实力，国内文博界和收藏界的专家们对此达成了一致的看法。

    日前本报记者专程赴浙江采访中，不仅仅感受到了浙商“收藏王国”的高档奢华，同时，一掷千金过后企业家们如今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他们用金钱堆起来的企业收藏能够走多久？这些问题也开始为外界所关注。

    海外夺宝掀起第一波

   进入5月份后，在浙江就很难能看到徐其明、陆汉振等国际收藏市场上知名大买家们的身影了。记者能采访到徐其明完全是碰运气，第二天他就要飞赴北京、香港、纽约、伦敦了，也许在苏富比或者佳士得的某场拍卖会上，徐其明又能和其他几位浙江企业老总们不期而遇了。

    自2000年以来，在世界各地举办的文物艺术品拍卖会上，中国人的身影就频频出现，挥金如土、豪情万丈震惊四座的是这些浙江企业家们。“仅仅我认识的10多位浙江收藏家，每年就向海外文物市场砸入数亿元人民币，金轮集团、徐龙集团等都是其中的代表。”浙江省博物馆社教部主任赵幼强说。

    徐其明是靠水产养殖获得第一桶金，自此他的财路亨通，如今的徐龙食品集团被外界认为拥有数十亿元资产。1995年，徐其明开始涉足海外顶级艺术品拍卖会。到了2003年，经过了多年在收藏界的摸爬滚打，在香港苏富比中国艺术品拍卖会上，徐其明对一件明朝宫廷用的陶瓷茶杯报价112万美元，但未能竞得。第二天，他马上从一位日本收藏家手里收购了一件有300 年历史的绿釉六边形花瓶，出价是拍卖前预估价的两倍。  转过来的第二年，还是在香港苏富比，他一人就揽得两件珍品：价值450万港元的清雍正粉彩桃纹盏和价值400万港元的元青花龙纹罐。

    在出入世界知名艺术品拍卖会的浙江富豪中，慈溪金轮集团董事长陆汉振是最具传奇性的人物。从靠加工爆米花赚得的2500元钱起家，到成为亚洲最大和全球第二大锦纶帘子生产商，陆汉振的手中聚集了数十亿资产。

    陆汉振在海外拍卖市场每次出手都是重拳：2001年10月，先后在香港苏富比和香港佳士得中国艺术品拍卖会上，购得元釉里红玉壶春瓶、元青花鱼藻纹罐；2002年6月英国伦敦苏富比购得商代晚期青铜兽面纹鼎；2003年10月香港苏富比购得明嘉靖鱼藻纹罐，在另外一场艺术品拍卖会上，以150万美元竞得一件清代官窑瓷器，他最终的报价是估价的10倍。

    佳士得、苏富比等国际拍卖业大腕再也无法矜持了，每次离春拍还有半年时间，徐其明、陆汉振等的手中已经收到了他们的拍卖资料和邀请函。2006年，香港佳士得还首次将拍品空运到了杭州预展。

    陆汉振们也总愿意拿国外的拍卖公司来同国内的比较，而运作不规范、拍品不整齐等风险因素则让他们对国内的拍卖市场有所顾虑。徐其明也会去北京看看一两家大拍卖公司的拍卖会，但是真正出手的次数很少。他偏爱元、明、清三代鼎盛时期御制赏玩传世精品，但他觉得国内能满足这个收藏品级的东西太少了，重复收藏没有必要，所以想要更好的就得去参与国际化的竞争。

    浙江省收藏协会秘书长贺善达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有了国家政策支持，浙商以自己的精明和努力在各个行业里赚了第一桶金，海外贸易让他们走出国门接触流失的中国艺术品。在个人爱好、投资需求的促动下，以徐其明、陆汉振为代表的浙江富豪级收藏家走的是一条“外打内”的收藏路线，浙商如今在国内收藏界的名气和地位也得益于在海外拍卖市场的成就。

    内地垄断高精尖藏品

    在江南水乡慈溪市，金轮大厦是一个非常显眼的庞然大物，陆汉振把自己多年的收藏心血——拍得的1000多件藏品都放在了位于其中的金轮艺术馆。不过，能进去参观的多数是一些亲朋好友。徐其明尽管也有建立私人艺术馆的打算，但目前他的藏品还是很少公开露面。被称为“不惜血本”的浙商们到底收藏了些什么东西？同这些企业家收藏家多有接触的慈溪市博物馆馆长严宝如告诉记者，在浙商中顶级藏家手中聚集了大量精品，有些藏品是省级、国家级博物馆没有的，有些则超过了博物馆的收藏。

    早在2003年，“家有宝藏———浙江民间收藏珍品大展”在浙江省博物馆举行时，浙商们拿出的“宝贝”让该馆副馆长赵雁君心跳不已，他用“惊吓”来形容自己的感受：“没有想到民间收藏的藏品这么多，质量这么高。”元代青花瓷一亮相就是四五件，商代的鼎、上古时期氏族文化时代的玉、唐代的铜镜……让观众目瞪口呆。

    浙江省博物馆社教部主任赵幼强非常肯定地说，展品在质量上已经超过了浙江省博物馆的馆藏。他认为，浙商在经营企业上很精明，收藏理念也是一样的，精品流入大企业家手中是很正常的。

    有业内人士估计，在2006年中国的大型拍卖会上，一半以上的拍品归属于浙江买家，而这些买家绝大部分是浙江的民营企业家，其中一些企业家随着经济实力增强，收藏档次也在不断提高。贺善达认为，高精尖的藏品都被浙江的企业家们从拍卖会上买走了，民间有好的东西，他们也会想尽办法同藏家联系，他们的资金实力是大众收藏者没办法对抗的。

    不过，财力只是决定收藏水平因素之一，在收藏领域“财大气粗”不一定能够奏效，而必须把眼力、学问、经验综合起来。绍兴企业家孙海芳收藏了4000多件越窑青瓷、越国兵器、会稽铜镜等古越国文物藏品，在数量和等级上国内没有一家博物馆可以与之媲美。其中被评为浙江省十大宝藏之一的重列神人车马画像镜，他当时只花了3万多元，而这些文物在上世纪90年代的国内收藏界却很少有人问津。

    徐其明说要在他希望能收藏到宫廷重器100件左右，不过他担心的是有钱也不能买到东西。他摇着头慨叹“现在香港地区、日本、欧洲跑个遍，还托顶尖的藏家朋友介绍，一年也不过买到四五件符合我收藏要求的。”

    收藏投资孰是孰非

    有一个说法曾经刺痛了陆汉振们，就是认为他们从海外拍回文物的目的就是为了投资赚钱。的确，国内收藏界对于近两年快速崛起的浙商收藏军团，也有投资性太强的指责，认为浙江富豪现在像炒房子、炒股票一样炒高了艺术品。

    实际上，炒古玩的现象主要集中在近两年新加入的浙商收藏者身上，他们收藏的目的就是为了转手增值，顶多收藏了两三年就卖掉。他们收藏的定位和时间也不稳定，书画热了就收书画，一旦市场风险加大就马上抛出去，总之哪个热了就转到哪里去。说不定哪天就把藏品全部卖掉转向股票、房地产了。

    慈溪市收藏协会秘书长方印华将当地的企业家收藏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大投入、大产出，一些新生代的企业家收藏的目的完全是为了经济利益，表现为“今天买明天卖”；另一种是大投入，小产出，这部分收藏者会定期出售一些低端的藏品，来购买更好的收藏品；还有一种是只投入，不产出，比如陆汉振、徐其明这样的大企业家，他们的藏品收藏了多年还几乎没有卖过。他认为这3种方式都无可厚非，不能说哪一种不对，投资艺术品获取回报也没错。
由一开始从经济利益角度出发，逐步转型收藏研究的浙商也不少见，本报不久前报道过的自掏腰包办瓷器学术研讨会的慈溪企业家闻长庆就是其中一个。现在他把主要的精力都用来搞上林湖窑系的瓷片研究，将来还要建一个瓷片博物馆，同时他通过投资明清瓷器来支撑研究投入。

    分析人士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不只是浙商，中国一部分企业家已经由追逐金钱转向承担起社会责任。严宝如觉得不管是纯收藏还是纯投资，对中国文物来讲都是一件好事情。他相信今后浙商中会有更多的研究型收藏家、公益型收藏家。

    走向理性和成熟

    虽然近两三年浙商在海内外艺术品拍卖市场上动静很大，但是业内人士注意到去年以来他们开始变得低调了。这与徐其明的想法不谋而合，“这说明他们理性了！成熟了！ ”徐其明说，企业家收藏不是一拍脑袋就上的。

    今年年初，浙江绍兴安昌的某位企业家从香港一家知名拍卖公司拍得“明朝黄花梨茶几”一件，价格高达100多万元人民币，轰动一时。但茶几运回绍兴后却被专家认为有问题，结果经鉴定此天价茶几为新品。幸运的是这家拍卖公司一收到鉴定书，马上回复这位绍兴企业家，表示将尽快退货，否则这位企业家为收藏付出的学费就太昂贵了。

    专家认为，虽然浙江的老板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收藏实力，但无论是文物市场本身还是他们自己，都还存在一些实际问题。美国影响力最大的《华尔街日报》曾经断言，中国购买者正在世界各地对中国艺术品提出高额报价，并因此拉高了中国古代艺术品市场的价格。旧金山的一名文物交易商则对媒体说，在许多艺术品拍卖中，中国富豪报价甚至比美国人高30%，在他的眼中，有些中国购买者看来完全“不惜血本”。

    能在海外拍卖会上看到更多的浙江老乡，既让徐其明高兴也让他担心，“说我拍得风光那是错了，每次买件东西不知要查多少资料，我举牌是非常理性的。只有遇到好东西时，我才会比别人更勇敢。”不过即便如此他也留有遗憾：同样的情况下，国外藏家花同样的钱买来的东西要比国内藏家的高档。“不光是钱的问题，个人的素质、艺术鉴赏能力等等各个方面，浙江要出现真正的国际藏家，还需要长时间的努力。”徐其明语重心长地说。

    国内关注浙商收藏的文博界专家建议，浙商们对收藏不要去追求轰动效应、急功近利。国外知名企业的收藏都要经过多年的积累，在提高自己收藏水平，扩大社会效益的同时，企业也不断发展壮大。这是值得浙江企业家们借鉴的收藏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