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劳动必须得到尊重”
近年来,类似《凤凰》这种大型装置艺术作品出现得越来越多,《农民达·芬奇》所运用的“现成物”概念在北京宋庄、798也不时可见,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隐藏在这些艺术作品背后的小人物与作品是什么关系?他们对这些作品享有哪些权利?
“《农民达·芬奇》里,我是收藏者、策展人,又是艺术家,我在整个展览中的分寸是需要小心拿捏的。我的因素少了,展览看起来只会像农民创造物的博览会;而我的因素多了,又会显得农民的创造物都只是我的装置材料而已。”蔡国强回答了自己在《农民达·芬奇》中的角色,却没有回答这些农民发明家在作品中究竟是什么角色。在他看来,自己买了这些农民发明家的作品后,“可以帮助他更往前走,会更好——不然他一直抱着那个东西在家里面,也很难往前走。”
在中国美术馆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刘曦林看来,这些小人物与艺术家“现在不是一种平等的合作,只是一个艺术构想的组成部分,或者只是某个作品的制作概念,而不享有著作权”。但他强调,作为参与者,“这些人的劳动必须得到尊重”。他还警告说,“借用、移植作为一种艺术创作手法,如果用多了,仍然会感到乏味”。任衍RJ082
延伸话题
当代艺术家越来越像企业家
徐冰、蔡国强的创意,理论上讲国外都有过类似的概念和做法,他们只是把国外观念中国化地应用而已。这实际上也是整个海归派艺术家的一种模式,他们更多是在组合资源,而不是在探索艺术观念的原创。只不过这种用西方艺术观念表达中国符号的模式,最近又有新的变化,即不再使用“四大发明”了,而是使用当代中国的符号化现象,比如“凤凰”象征崛起,农民象征中国式经济增长的基础——廉价的农民工。
海归派不应该总是在“贩卖中国”,这一代海归派既没有引进什么国际先进的文化和艺术思想,也没有像徐悲鸿那一代为中国社会的艺术启蒙做了很多教育工作。这一代海归派感觉更热衷于做明星、组合利用国内外资源,他们在国外代表中国,在中国代表国际。其艺术可能有一段时间曾经有过一些不错的作品,但他们的国际地位和艺术贡献实际上有点被国内媒体夸大了。
与此同时,艺术家的企业家化也是一个趋势。现在很多艺术家更像一个乡镇企业家,尤其是雕塑、装置和大型艺术,从国外找一个艺术概念和形式,找一批人帮他实施、生产、制作,找美术展览场地做展览,自己在媒体上出镜宣传营销,最后接待收藏家,将作品卖出去。这种企业家化的艺术家,国外也有此现象,但在中国规模更大、现象更普遍,这主要是中国的助手、空间费用便宜,社会公众、收藏家和媒体也不太懂艺术。
艺术批评家独立策展人 朱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