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值得自豪的成就。只不过，“国富”并非中国的唯一目标。

　　提交人大代表审议的“十二五”规划，框定了未来五年国家发展和基本路径，其中的新思路和新战略颇为引人瞩目。与此前的规划相比较，一个突出亮点就是过去更多追求“国强”，而现在则更多强调“民富”，如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让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等。

　　在代表委员们看来，这体现出了一种执政理念的变化，中国正在努力实现从“国强”向“民富”转型，让民众能够更多地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真正实现国强民富。

　 “国强民弱”

　　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06至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11.2%，不仅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而且比“十五”时期年平均增速快1.4个百分点，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快的时期之一。

　　“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总量不断迈上新台阶，相继超过德国、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国家财政实力明显增强。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财政收入超过8万亿，达到83080亿元，比2005年增长1.6倍，年均增长21.3%。

　　然而，在实现“国富”之时，“民富”却远未跟上。

　　据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李稻葵教授计算，近10多年来，中国劳动收入占比出现了非常显著的下降趋势，2003年以后降幅更大；目前中国的劳动收入占比仅40%左右，已跻身于劳动收入占比最低国家之列。在发达国家，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65%~70%之间。

　　全国总工会此前的一项调查显示，23.4%的职工5年未增加工资；75.2%的职工认为当前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平，61%的职工认为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是最大的不公平。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体现为国家财富的迅速积累，但是相比之下，国民财富的增长速度却远远小于国家财富的增长速度。经济蛋糕越做越大的同时，居民的收入与经济增速的不协调的现状也越来越突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马启智对《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收入分配失衡，导致整个社会未能普遍均等地享受到经济改革的成果，这已经成为了全面建设和谐社会和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又一个瓶颈。

　　分析者指出，造成“国强民弱”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在改革开放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把效率问题看得过重，忽视了公平，另一方面，政府在中国经济基础还比较落后的情况下，把过多的精力放在发展经济上，单纯地追求GDP，忽视了对富民问题特别是收入分配问题的关注。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十二五’期间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未富先老’。”全国人大代表、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表示，在我国加快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既难以以最廉价丰富的劳动力生产出最便宜的商品，也无法像发达国家那样具备科技和管理水平优势。“在这个比较优势不太明显的阶段，就和‘中等收入陷阱’的条件比较接近了。”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新兴市场国家经过快速发展、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左右之时，快速发展中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由于未能适时摆脱以往发展模式的局限而令经济增长陷入长期低速、甚至停滞的状态。包括泰国、菲律宾、墨西哥等多个国家无不在经济势头最好的时候陷入这一“怪圈”，有些至今无法自拔。而美国突破怪圈用了18年时间。今年，我国人均GDP将超过4000美元，“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也引起了各方的高度关注。

　　分析者指出，对于中国经济前景而言，过多依赖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及由此带来的结构失衡，眼下持续上涨的房价与物价，以及积怨已久的因收入分配不公而导致的贫富分化加剧等引发的社会问题，也使得中国正面临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现实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表示，30多年的改革开放，做大了“蛋糕”，令中国人有了实现“民富”理想的现实基础。不过，“蛋糕”大了，就要开始重视切分。在“十二五”开局之年，中国明确提出“两个同步”，一是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二是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同步，释放出了把“民富优先”作为下一阶段改革方向的信号。这在迟福林看来，此举正是避免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抉择。

　　迟福林说：“由于多种因素，我国仍能在一段时期内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如果能够及时调整社会财富‘蛋糕’的分配，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形成科学合理的分配格局，中国完全可以顺利避开‘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平稳着地。”

　    民富路径

　　“我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加快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经济增速目标的设置，需要体现‘国强更要民富’的取向。”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发展改革委主任杨庆育指出。

　　实际上，在本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政府目标已出现了“一升一降”之变：经济增长预期指标从年均增长7.5%下调为7%；居民收入预期指标从年均实际增长5%提高为7%以上，并加了一个强调性的“注释”，明确提出收入增速不低于经济增速，在实施中要努力实现和经济发展同步。

　　这在全国人大常委、民盟中央经济委员会主任郑功成看来，这意味着居民收入增长长期慢于GDP增长的发展格局将得到改变，“民生为重、富民优先”，不仅是一种发展的理念和发展取向，而且将从“十二五”开始付诸行动。

　　全国政协委员、青海民族学院法学院兼职教授马虎成对《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只有经济的增长速度更稳一些，我们才有条件以更多的精力来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工作，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可持续性和内生动力才可以切实地得到增强。把短期调控政策和长期发展政策结合起来，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努力开启“国富民强、国民共富”的新时代。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应当是‘民富’的突破口。”迟福林委员表示，中国收入分配主要存在4方面问题：城乡收入差距太大，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差距太大，行业之间收入差距太大，以及公务员和国有企业内部的收入差距也相当大。

　　公开资料显示，判断收入分配公平性指标的基尼系数在我国已越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

　　全国政协委员李钺锋建议，今年必须也应该在解决分配问题上破题，力争“十二五”期间内，通过改革现有的分配制度，调整政府、企业、居民的收入分配比例，形成城乡间、区域间、行业间比较协调的分配关系。努力使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和劳动报酬增长不低于经济增长，甚至“跑得过GDP的速度”，不断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

　　要实现“民富”，不少代表委员认为，还需着力解决好社会保障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郝翠娟对《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要切实减轻老百姓的后顾之忧，更重要的是，在二次分配上减少他们的支出成本。这些年来，城乡逐步建立起相应的保障体系，但目前保障水平还不高，还需要政府在公共财政支出中进一步增加用于社会保障的资金。

　　此外，财税体制改革也被视为确保“民富优先”的另一项重要工作。

　　“我国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形成的财税体制在激励经济总量上的效应明显，在调节收入分配上的作用不足。实施民富优先的发展战略，需要财税体制在收入分配中扮演重要角色。”迟福林表示。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马启智也对《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中央财政收入达到8万多亿，蛋糕做大了，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蛋糕的分配应该向下倾斜。要实现国富转变为民富，地方财政要逐步壮大，尤其是增加县、乡这两级的财政收入。地方政府担负着稳定社会发展的直接责任，怎么样让收入往下倾斜，让财政直接面向群众，近距离地为老百姓办好一些事情，这个非常重要。

　　马启智建议，要使地方事权与财力保持基本平衡，可以通过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和财税改革两种方式，来强化基层的收入。比如，每年财政收入都在增长，可以考虑把增量这一部分给地方。

　  小企业事关大民生

　　要从“国强”向“民富”转型，实现藏富于民，在代表委员们看来，中国迫切需要一个真正的“中小企业时代”的到来。

　　“中小企业发展迫切需要受到关注。”全国人大代表、三全集团董事长陈泽民告诉《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随着城镇化进程地推进，剩余的劳动力要逐渐地转向城市，变成市民，需要大量的就业岗位。解决就业问题，实际上就是最大的“民富”，最大的民生。但是我们能够安排就业的岗位是有限的，就要靠我们自我去创业，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

　　据统计，目前我国中小企业约有4000万家，占企业总数的99%，贡献了中国60%的GDP、50%的税收和80%的城镇就业。。

　　然而，中小企业获得的支持却和贡献不相符合。有调查显示，目前向中小企业征收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部门有18个，按收费项目分有69个大类，子项目上千。除了税费负担相对较重外，分析者指出，从贷款数量和国家的重视力度来看，对中小企业的倾斜力度也不够，这样地就影响了中小企业快速的健康发展和一些创业者的创业积极性。

　　“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就必须为这些企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在税收、金融等各方面给予支持。”陈泽民告诉记者，当前，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着融资难的问题，成为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他建议说，国家要出台政策措施鼓励现在银行向中小企业贷款，解决银行不敢、不愿意向中小企业贷款的问题；要切实放宽准入门槛，鼓励民间资本参股或者成立更多的区域性中、小银行和村镇银行、社区银行，支持民间资本成立小额贷款公司等多种形式的中小型金融机构；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和个人从事贷款业务。

　　“每一个企业的正常运行，均为吸纳形势日趋严峻的社会就业提供了主要渠道。”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宋北杉指出，小企业事关大民生。他建议，国务院适时召开全国中小企业工作会议，切实把促进中小企业发展问题摆在重要位置，出台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企业划型标准，推动政策着力点向小型微型企业倾斜。

　　宋北杉指出，小型微型企业不仅是社会就业的主渠道，目前在以小型微型企业为主的私营企业和个体户中就业的人数已经超过1.7亿人，它也是壮大县域经济的主力军，生产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通常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或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在保障民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陈泽民也呼吁，国家高度关注、支持、鼓励那些员工在20人以下、注册资金在10万以内的“微型企业”的发展，鼓励大学生、下岗职业和农村转移劳动力自主创业，培养全社会的创业精神。在这些小型企业创业初期，国家可提供小额无息贷款、免税等一些优惠条件，不断地为这些微型企业“培土施肥”，滚动发展，逐步让他们从一棵小苗成长为一棵小树，继而成长为参天大树，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创造更多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