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压缩过剩产能，人民币长期升值，生产成本大幅上升，全球后金融危机影响较大，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泛起的背景下，通过产业价值链升级，掌握发展的主动权是我国产业迎接挑战的必然要求，其关键是要进入全球产业价值链（包括以跨国公司主导的生产者驱动型、大型采购商主导的购买者驱动型两种价值链）的核心环节，成为价值链治理者。价值链升级是循序演进，还是跳跃发展，需要对此作出选择。我国传统产业升级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需要按照产业升级的规律，循序演进；同时，也要抓住全球进入新科技革命的前夜，电子商务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崛起，世界经济格局重新划分的历史机遇，在一些具备条件和优势的产业上，实施跳跃前进，通过价值链升级，在我国形成具有抗市场风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产业。

    一、持续追踪国际生产者驱动型价值链，循序进入核心环节

    我国大多数企业从贴牌生产到拥有先进技术，再到拥有品牌，还要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要进入生产者驱动型价值链核心环节并成为治理者，还须努力。首先，应加大投入，消化引进的技术，实施再创新。我国在此方面已有成功经验，在三峡工程水轮发电机、高速铁路动车组技术引进后，通过消化吸收再创新和集成创新，形成了自主知识产权，进入了世界该产业价值链的核心环节。但我们与日本、韩国相比，在消化吸收外来技术实施再创新方面还有差距，主要是我们投入消化吸收的力量不足。其次，要在更高层次上承接国际经济技术的转移。国际金融债务危机时期，国际生产能力持续向新兴工业化国家转移，一批跨国公司不仅转移制造能力，而且转移研发、运营手段，设立了大量的应用研发中心和营销中心，如世界500强企业普遍在我国各地区包括香港、台湾地区建立了区域性研发机构，但这些研发、运营中心基本上在跨国公司内封闭运行，限制核心技术、营销资源向我国企业的外溢。我国可协调企业与跨国公司在更高层次上合作，由只担当配角企业逐步向其战略合作伙伴发展，进入其所掌控的全球价值链中，全面学习他们掌控价值链核心环节的各类方式，并在核心环节的周边率先实施突破，逐步迂回进入生产者驱动型价值链的核心环节。

    二、组织国内力量突破生产者驱动型价值链格局，成为治理者

    生产者驱动型价值链中，能够被称为产业链核心环节的往往是技术和知识含量最高的环节，同样也是附加值或增值空间最大的环节。我国大批企业能够进入生产者驱动型价值链核心环节的根本保证是，要具有自主创新能力，能够扩大新型制造模式的应用水平，可以主导最终产品、关键部件市场的方向，获得更大的利益，为此，要实施产业自主创新战略，增强我国产业关键核心技术研发能力。首先，应由各级政府组织“官产学研用”联盟。政府发挥调动社会力量办大事作用，举国家和全地区之力，解决产业发展中的关键核心技术。其次，加快形成更多的“专、精、特、新”企业集群。借鉴旧金山硅谷、北京中关村等地区发展科技型中小企业集群的经验，在我国一批大学、科研机构集中的城市，通过更强有力的财政、税收扶持政策、更强大的金融、科技中介平台，发展更多的专业类科技型企业集群（如武汉市的光纤通信产业集群——“光谷”等）。再次，充分发挥我国龙头企业的主导作用。我国在生产者驱动型价值链中已经有一批企业在核心环节占有一席之地，如联想、海尔等一批电脑、家电制造企业，华为、大唐等一些通讯设备企业，南车、北车等一批高铁装备企业，东方电机、振华港机等一批重型装备制造企业，都已经开始成为全球本行业中的骨干或主导企业。为此，我们可以通过国家、省、市科技专项等形式，扶持大型企业进一步增强技术创新能力，组建企业中央研究院，强化企业的国家技术实验室，以大型企业牵头国家产业的重大科技项目，包括与产业化密切相关的基础科学研究项目（借鉴美国政府对IBM公司、GE公司的科技项目扶持方法），解决我们大量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脱节、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问题，加速科技成果的产业化，通过培育科技主导型大企业集团，带动我国更多企业进入生产者驱动型价值链核心环节，成为价值链的治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