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在比较文学、比较文化以及跨文化交际研究等领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不少学者涉及到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在内核部分的区别并对其进行了比较切实的研究，有的学者站在全球文化的高度，力图促进中外文化尤其是中国与西方文化的融合，诚然这些举措的出发点是好的。然而，遗憾的是，可能由于文化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尤其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其内涵的丰富性、复杂性，一般的中国文化的学问家以毕生的努力也未必能够摸到门径，加之，要与同样源远流长以及具有同样内涵的丰富性、复杂性的外国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进行比较，并得出令人信服的学术结论其难度可想而知。一些学者本身的见识和学养的不足也导致他们得出了似是而非经不起推敲的所谓结论。这些对文化问题的偏见，有时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将有损于中华文化以及中华民族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需要加以特别的注意。

　　笔者注意到一些学者在对中美文化进行比较研究的时候，得出了中国文化属于阴柔型而美国文化属于阳刚型的学术结论，基于这样的学术结论进而认为中美文化可以互补。窃以为这样的学术观点很值得商榷。理由是，这样的学术结论不符合中国文化的实际，中国文化不是阴柔型的文化，虽然中国文化强调温柔敦厚，但中国文化也推崇阳刚，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诚然，中国文化不仅以儒家文化为代表，在整个流变过程中，道家文化和佛家文化的影响也很深远，中国文化的确是三足鼎立的文化。然而，就中国文化历史的情形来看，儒家文化始终是中国文化的中流砥柱。

　　儒家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化的中流砥柱，根本原因在于儒家文化切实地从人出发，从每一个人的实际需要出发，儒家文化之所以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伦理纲常看得如此重要，是因为它照顾到了各种身份地位和文化层次的人的实际需要，三纲五常强调人伦关系互动，强调人的德性，不仅是利他的，也是利己的。德性面前人人平等，国君也得有德，无德的君主就是人人得而诛之的暴君、昏君，会受到批判和挞伐。儒家文化以理智的眼光看待人伦关系，是具有科学和民主精神的文化。孟子甚至提出 “民为贵，君为轻”的民本主义思想，说，如果君主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可以让给有能力的人来治理。儒家文化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延续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根本性的作品。可惜的是，鸦片战争以来，儒家文化背负了太多的历史负担，满清结束以后，儒家文化被迅速妖魔化，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和科学，将本来具有科学和民主精神的儒家文化推到了先进文化的反面，受到整个民族的口诛笔伐，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文革”期间，儒家文化更是属于被扫除的牛鬼蛇神。

　　中国文化中的道家文化倒的确提倡阴柔，老子认为，无为，不敢为天下先，是他立身处世的一大法宝。庄子提倡逍遥游，承接老子的衣钵，与世无争。老庄的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极大，后来发展为道教，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非常深远。中国佛教文化也差不多有两千年的历史，佛教提倡忍辱、持戒和精进，对部分中国人的影响非常大，甚至在一定时段上对治理国家的政治家即君主的影响也很大。佛道两家虽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作用很大，但比较而言，还是儒家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更加明显，所以儒家文化一直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

　　西方文化是基督教文化。基督自己是一位极其仁慈的大圣人，他提倡不反抗，非暴力，不合作，他说过，别人要打你左脸，你将右脸也奉上去。基督教奉行的不抗恶，不给敌人以消灭自己的借口这种策略的确了不起。但跟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比较，就少了一些阳刚之气，儒家文化提倡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提倡士可杀不可辱，这在中国文化的历史上激励出了一代代的仁人志士，他们不畏强权，“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些人不耍滑头，不怕死，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

　　当然，中国文化本身是刚柔相济的文化，儒家文化提倡“外圆内方”，在“仁义礼智信”五种品性之外还加上“温良恭俭让”这五种品性，可见中国文化在造就人培养人方面思考之周到。中国人常常有温柔谦让的外表，但他的内心十分刚强，“仁者无忧”，“勇者无惧”，“智者不惑”，中国人中有太多的“大智大勇”的人，可是你要观察他的外表，却是如此的“温良恭俭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