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花作为人格象征的是中国人，把花看成植物生殖器的是西方人。把花画得能招蜂引蝶的是写实主义者，能从花的颜色中看到阳光的是印象派。声称要画出花的细胞的是现代主义者，试图画出花的基因的则是后现代主义者。——题记

    作为一个中国的西方艺术研究者，我深知中西艺术最大的不同是根本的不同，而所谓根本的不同就是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不同，正是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中西艺术在题材、语言和风格上的巨大差别。因此，经过长期的专业训练包括留学西方的经历，我学会了透过现象看本质，并习惯于用不同的视角和比较的眼光看待中西艺术。

    庄子在《知北游》中说“道在矢溺”，意思是“道”无处不在，即使在肮脏的矢溺中也存在着“道”。而我知道，中西艺术有着不同的“道”，而“道”的不同亦无处不在，即使是在一朵花中西艺术亦存在着不同的“道”。

    花，人见人爱，中西画家都喜欢画花。画花，在国画中属于“花鸟画”，在西画中则算作“静物画”。从这两个画种的中文称呼的差别中我们还难以看出一朵花在中西绘画中有什么根本的不同。还是让我们来看看“静物”这个译名的原文和本义。在意大利语和法语中，静物这个词分别是Natura morta 和Nature morte，意思都是“死的自然”；在英语中，静物一词为Still-life，本义是“死的生命”。在西方传统绘画中，静物画通常描绘的是采摘后的花卉、蔬菜和水果，被杀死后的飞禽、走兽和鱼虾。由此可知，“静物”的本意是“死物”，描绘“死物”才是静物画的本质特征。西方人天生具有“天人两分”的世界观，征服自然是他们的生命意志，通过描绘、观看作为食物或猎物的那些死去的自然生命，人们能获得征服自然的自豪感和喜悦感。

    在中国的花鸟画中我们看到的永远是鲜活的自然生命，这类作品即使是“折枝”小品，画面上也呈现出花如欲语、蜂戏蝉鸣的勃勃生机。“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春望》）。在中国人眼里，花和鸟均是与人通情同性的生命存在。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中国人“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在花鸟画中得到了形象化的体现。由于“儒道互补”的文化构成特性，花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不仅获得了人的品格和性情，而且具有了人间的贵贱和尊卑。梅兰竹菊并称“四君子”，松竹梅合名“岁寒三友”，更有那“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这些植物花卉被注入了人类超凡脱俗、高洁清雅的道德和精神品质。中国花鸟画史中有“黄（荃）家富贵，徐（熙）家野逸”的分野，说的是五代两大花鸟画派系由于画家在朝在野地位的不同，日常看到的和画中描绘对象的不同（前者是珍禽瑞兽、奇花怪石，后者是汀花野竹、水鸟渊鱼），和艺术手法（一个是工笔重彩，一个是水墨淡彩）的不同，导致了艺术趣味和品格的差异。日常生活中，我们已经习惯于用看待人类高低贵贱的等级眼光看待世间万物。在这样的眼光中，牡丹成了富贵的象征，而狗尾巴花则是贫贱的代表。中国人相信“天不变，道亦不变”，因此在中国绘画史上，无论是工笔还是写意，花鸟画的形式变化甚微，花鸟画的精神更是一成不变。直到20世纪，在一些留学过西方的中国画家的作品中，我们才看到花鸟画的些许变化。林风眠的花鸟画已经脱离了传统的儒道境界，他的《樱花小鸟》在造型和构图上具有构成意味，形式本身已初步显示出独立的装饰价值。应该说，艺术风格的变化来自观念的变化，林风眠是在用西方人的世界观来看待自然生命。今天，作为纯粹装饰性和视觉美的花朵正在越来越多的花鸟画中绽放。

    西方艺术的变化多端是人所共知的，但实际上西方人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从未改变，因此，应该说西方艺术不断变化的只是其形式和风格。从写实主义到抽象主义，西方艺术的面目千变万化，但其内在精神却始终如一。就静物画而言，写实主义作品可以将一朵花的形与色刻画得逼肖自然，栩栩如生，以至能招蜂引蝶。印象派画家从现代光学研究成果中得知，颜色是光的产物，没有光就没有颜色。物体之所以呈现出不同的颜色是因为物体吸收光线性能的不同造成的。太阳光由红橙黄绿蓝靛紫七色光线混合而成，不同的花吸收不同的光线因而其色彩也就不同。在印象派画家那里，画花其实是在画阳光。对于后印象派画家、也就是“现代艺术之父”保罗•塞尚（1839--1906）来说，一朵花的颜色是红是黄是无关紧要的，他要画的是花的内在结构。在立体主义绘画作品中，我们看到的花与自然中的花相比已经面目全非了，因为画家把一朵花的前后左右上下正反各个面一起展现在一个平面上，那是一朵花的四维空间图像。抽象绘画并不描绘客观物体的外在形貌，而致力于揭示物体的内在本质。荷兰画家皮特•蒙德里安（1872—1944）是一个从写实主义变为抽象主义的现代艺术大师，他的绘画完整地展现了各种物象从具象到抽象的演变过程。从写实的《开花的苹果树》到简化的《红树》和《灰树》，再到完全抽象的《红黄蓝构图》，一棵苹果树的“外衣”被一层一层地剥掉了，剩下的只是它的“纯粹真实”，即一种由水平线、垂直线、三种色彩（红黄蓝）和三种非色彩（黑白灰）组成的，既符合苹果树又适用于宇宙万物的基本结构。西方静物绘画从写实到抽象，实际上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演变过程，它是西方人对自然的认识上的深化。在我看来，写实主义与抽象主义都是理性主义的产物，二者的区别只是牛顿的古典物理学与爱因斯坦的现代物理学的区别。

    在西方还有一位以画花闻名的女画家，她就是美国人乔治亚•奥克菲（1887—1986）。这位画家的花卉作品带给人们一种新异和奇妙的视觉和心理感受。她总是把一朵自然中极小的花放大到充满整幅画面，花朵又总是开放的，而且是对着人开放。画家喜欢画鸢尾花和百合花，而且总是把花朵的构造描绘得细致入微，恰如电影中的特写镜头。植物学家告诉我们，花朵是植物的生殖器官，但是奥克菲的花卉画并不是植物学著作的插图，它们是画家表达人文精神的艺术作品。那么，那些放大了的花朵背后究竟隐藏了什么含意呢？有评论家根据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理论，指出那些鸢尾花的细部构造影射了女人的性器官，那些花朵是女性潜在的自炫意识的显现，尽管这一看法遭到画家本人的否定，但却得到了观众普遍的认同。

    常言说“滴水藏海”，通过一朵花我们也可以看出中西文化对自然对世界的不同认识。中西文化的不同来自观念的不同，正是这“一念之差”带来了人的生命状态和物质文明的巨大差异。即使我们看到了这种差异，彼此之间要想改变都不是那么容易，更何况有人根本就拒绝改变，因为中西双方都认为自己看到了自然、宇宙和生命的本质。

文：王端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