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都知道，北京是古都，它的旧城墙，哪怕是一砖片瓦，都值了钱了。北京人也知道，北京还是历史名城，您随便推开哪座深藏在胡同里的老宅院，都能听到一段幽幽的陈年往事。讲讲与前门楼子后海有关的掌故，对一些北京人也不是什么难事，可您要是冷不丁问一位北京人:咱这古城的地下，还埋藏着哪些有价值的宝贝？十有八九是答不上来的。毕竟，像曲永建那般痴迷者，拿出十来年的工夫，一心盯着古城地下遗存的北京人属“极少数极少数人”。再能像曲先生那样，拥有上万件北京出土的景德镇民窑瓷片，继而著书立说者，在全国恐怕也是不多。不少瓷片爱好者是看着曲先生撰写的那本“残片映照的历史”入门的。要说的就是这位北京人收藏研究古城瓷片的故事。

 

 

     曲先生家住东直门一带的胡同里，独门独户的院子是祖上置的产业。如今这老屋俨然成了一个古代瓷片艺术陈列馆。说它是艺术陈列馆，因为曲先生不光收藏研究瓷片，有绘画功底的他还利用古瓷片来搞艺术创作，将它们拼粘成具有各种寓意的瓷画。这些瓷画构思巧妙，风格迥然，或传递中国传统绘画的意境，或令人捕捉到西方绘画大师毕加索的画风。推开曲家小院的红漆门，便见墙上悬挂着这样一幅以佛教文化为主题的瓷画作品，构思十分奇巧。走进屋内，只见靠墙的一排玻璃书柜内摆满了各种各样形状的瓷片，桌上，墙上，窗台上，一目所及，几乎无处不见瓷片。绝大多数为青花碗盘底足，也有不少精致但残缺的陶瓷人物动物摆件，在暗暗的灯光下熠熠生辉。一只精心修补过的宫里祭祀用的“大明瓷坛”稳坐在一个用瓷片打造的台架上，简直像个“镇宅之宝”。打开书柜的抽屉，里面更是满满当当的瓷片。据曲先生介绍，这些瓷片是他和夫人范琼十年间从北京各处工地淘来的，总数愈万件。柜子里的瓷片基本都是上品，按朝代做了分类，目的是方便自己和慕名而来的参观者观赏、学习、研究。在这里，同道之人可以用手触摸陈列的瓷片，感受其胎质、器形和釉质，近距离观赏瓷片上各种精美的纹饰。

 

     听曲先生介绍这些瓷片的年份才知道，老城区这些年搞建设动静比较大，掘地绝对不止三尺，有些地方连元明早期的土层都翻出来了，让那些沉睡了几百年的古城遗存又见了天日。曲先生的藏品主要是北京旧城区近年出土的景德镇民窑瓷片，跨越历史上三个时期——元、明及清早期。“清晚期制作的完整瓷器在市场上并不难找，所以没有必要搜集残片进行研究。”

 

     曲先生介绍说，目前北京城区出土的景德镇民窑瓷片，主要来自三个地区:朝阳门地区，王府井地区和西单地区。土层越深年代越久远。这里出土的大多是明和清早期的瓷片，估计当时可能采用挖坑就地填埋或拉到附近地区填埋的方式处理废物和垃圾。而到了清晚期，随着居住人口的日益增加，北京城变得越来越拥挤，于是采用外运的方式处理垃圾。

 

    曲先生从柜子中拿出几片晶莹剔透，纹饰精美的盘碗残片。他告诉笔者，这些青花瓷片是在新东安市场东侧5米深的粪坑里与家畜骨头和煤渣一同出土的元明遗器物，从其精致的程度可推断出当初的主人家境殷实。此外，曲先生还通过细致研究得出结论，“西单一带出土的瓷器在质量上普遍高于其他地方的瓷器。尤其是清早期的订烧器大多出自京城西部，说明历史上该地区的居民比其他地区的居民富裕。”“东富西贵”之说再次得到印证。

 

    为何主要关注和收集景德镇民窑瓷片呢？曲先生说，京城历史上数百年为国都，销售和使用的景德镇民窑瓷器代表着当时的最高水准，所以其研究价值巨大。北京出土的大量实物证明，景德镇瓷器自明代以后已成为中国瓷器的主流。而其中绝大部分是民窑青花瓷。“长期以来，由于民窑瓷器的市场价值不高，无论国内国外，收藏界和学术界重视的都是中国古代的官窑瓷器。民窑瓷器，除了一些精品，鲜有人问津，真正下工夫研究者更是寥寥无几。”然而，曲先生认为，官窑及其民窑精品，不可能建立在沙滩上，缺少了对一般民窑瓷器的研究，它们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景德镇瓷器是以集历代陶瓷、绘画、工艺之大成而著称于世。清雍正前后，是景德镇民窑瓷器发展的鼎盛期。曲先生说，这一时期的器物上乘之作不少，即使一些残片，都耐人回味。这一时期民窑精品瓷器绝不逊色于后来的官窑，甚至高于有些官窑。

 

     瓷器又是一个集制造工艺、民俗、文字、诗歌、绘画等艺术于一体的综合载体，堪称一本“题材丰富，构思洒脱”的奇书。与官窑瓷器相比，民窑瓷器在纹饰构思上更显得无拘无束，自由洒脱，且题材生动丰富。元末明初这一时期，一些失意的文人才子沦为匠人，混迹市井民间，被迫入了“绘瓷画”这一行当。这一时期民窑瓷器上的“文人画”即反应出此类瓷画创作者的艺术水准。

 

    民窑瓷器上的宗教文化现象，也是曲先生多年研究的兴趣所在。景德镇瓷器的历史每一时期的流行纹饰也都充分体现出宗教思想的主题并被嵌入百姓日常生活。在出土的明清遗器中，不乏宗教题材的纹饰，如文殊菩萨的坐骑青狮。佛教中的十字杵在元青花瓷中便已应用，在明成化泓治时期开始盛行，可见当时平民百姓信奉佛教者日渐增多。

 

     拾遗补缺潜心收藏

 

     “拾遗补缺”四字是故宫博物院著名陶瓷专家耿宝昌老先生所赠墨宝，准确地诠释了曲先生多年来潜心研究瓷片这一“冷门”课题的意义和作用。说到拾遗补缺，曲先生提起他几年前幸遇的那块有“崇祯年制”款的黄釉瓷片。据史记，明万历四十八年，神宗遗诏明确提出“烧造等项，悉皆停止”，到天启、崇祯时，生产官窑瓷器的窑厂已经关闭。这一史记令国内外收藏界对现存于世的天启、崇祯官窑仍有异议，存世的、能确定为崇祯时期烧制的“御用器”极少。黄釉(至尊之色)“崇祯年制”刻款的出土瓷片证实了“御用器”的存在，可由此推测天启、崇祯时还是偷偷烧了一些瓷器，只是数量不多，难觅实据。在行家眼里，这块黄釉瓷片的史学价值和艺术价值都很高。曾有海外研究人士欲出高价收购，被曲先生婉拒。他说自己当初卖掉全部所藏钱币换来此“崇祯年制”官窑瓷片，就是不想让中国的珍品流落海外。他期盼着将来能够捐给国家的研究收藏机构，让其发挥更大的作用。

 

    作为瓷片收藏名家，曲先生手中自然不乏瓷片珍品。像《羲之戏鹅图》的青花瓷残片，是明朝天顺到成化年间(1457-1487)的官窑作品，存世量极少，目前没有完整的《羲之戏鹅图》青花瓷盘存世。遇到那些研究价值极高，文饰精美的民窑瓷片，曲先生往往也是倾其所有，志在必得。花几百块钱甚至几千块钱“请”回家来的瓷片，在曲先生的收藏品中并不鲜见。那些明代民窑的“干支款标准器”，因其独特的研究价值也成为曲先生藏品的精髓部分。这些“干支款”大部分是曲先生高价买入的。行家都知道，民窑的断代比官窑要难，因为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从元到明早期民窑瓷器基本无款。一些地方的窑厂用“干支款”来替代当时的年号，这些“干支款”有助于研究者为出土的陶瓷断代。目前曲先生已拥有40多件明代民窑“干支款标准器”，超过世界上任何一家博物馆同类藏品的数量。

 

    在曲先生众多的瓷片藏品中，老字号“同仁堂”款青花瓷药瓶颇引人注目。据史载，同仁堂始建于康熙八年，雍正时期已为御药房服务。几年前，这写有“平安散”的药瓶恰好与一件带有雍正款的民窑器在北京城内一工地同时出土，曲先生推断，此药瓶应为雍正前后时期所造，虽然做工粗糙，但作为同仁堂的早期遗物，无疑具有收藏价值。

 

     瓷片也使曲先生觅得不少“业内知音”，其中不乏国内外著名的陶瓷专家。苏富比亚太区总裁、中国陶瓷首席鉴定官朱汤生先生就曾光顾曲先生的瓷片工作室，细细品玩那些不同朝代的景德镇陶瓷残片。国内一些年轻的陶瓷研究人员和从事绘画艺术的学生，都是曲先生分享交流研究成果的对象。“这些年，关注和收藏瓷片的人数都在不断增长。”

 

    说到“瓷片热”，曲先生讲了这样一件事:某日在一处工地，曲先生见一位民工手中拿着一个品相一般的明中期、 15公分左右“缺肉不多”的瓷碗，叫价100元人民币，而两三年前连10元都用不了。更让曲先生惊讶的是这只碗立刻就被一买家以此价收走。“如今，在国内古玩市场上，一块古瓷残片卖出上万元的事已屡见不鲜。”

 

    而谈起自己藏品的市场价值，曲先生似乎并不十分兴奋，他说自己当初走上收藏瓷片的道路，只是想在有生之年做一点有价值的事情，并无投资赚钱之意。“没有人能够成为这些藏品永久的主人。我认为，将它们集中一地，系统地展示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景德镇民窑古瓷的发展历史和风格演绎过程，这才是藏品的最好归宿，这样才能充分体现藏品所具有的人文历史价值。”曲先生表示，如果有合适的机会，他愿意把自己的藏品整体捐出。事实上，曲先生在五年前出版的书里就已表达了这样的心愿，其言凿凿，其情切切，令人领悟到何为“收藏之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