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在旅途上听两位画盲谈论“实验艺术”，引起我的注意。

　　某甲说：实验艺术就是很差的艺术的雅称或托词。凡是低档的、粗糙的、拙劣的、蹩扭的、乱七八糟的画，都可以称为实验艺术。

　　某乙说：不对。不是很差的画，而是很差的画家。比如断胳膊断腿的人、色盲、弱智，他们想画画，画又画不准，画出来的东西就是实验艺术。

　　某甲说：不对。我翻过好些介绍实验艺术的画册，那些人都很正常。

　　某乙说：不一定。表面很正常，心理却变了态。

　　某甲、某乙很快达成共识，没有继续议论下去。本文却想接过他们的话题，正儿八经地考辨一下实验艺术，从另外的角度对它进行否定。

　　即使在科学研究中，实验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它只在中观世界的某些零碎工程中生效。中国的施惠学派认为：一尺长的竹鞭，第一天截取它的一半，然后每天截取剩下一半的一半，永远也截取不完。两千多年后的今天，科学家仍然不能通过实验证实这个论断，也不能通过实验证伪，他们找不到无限切割的工具。

　　20世纪的人类社会可以视为一个庞大的实验室。从科技、经济、政治、学术到社会契约，都在进行实验。艺术受到感染，也就顺理成章。实验艺术的说法，对于推介大众感到费解的艺术创作，或许很实用。不过将艺术同实验捏合在一起，毕竟是勉为其难。实验艺术即使作为一个非学术性的传播术语，也只能在特定的时期起作用，时过境迁，它就会被人遗弃。与其如此，不如另起炉灶，寻找更合适的词汇。比如前卫艺术、先锋艺术、新锐艺术之类的比喻式词汇，都胜过实验艺术这个术语。

　　实验是同目的联系在一起的，它的指向是功利，而艺术的本性不在于目的。实验是同理性联系在一起的，如同艺术是同直觉联系在一起一样。理性常常是艺术的克星，无论是宗教理性还是科学理性，都会使艺术黯然失色。实验充当着科学发展的工具，科学时代的格言是“失败是成功之母”，科学时代的粗浅方法是实验。六六六杀虫剂据说实验了666次才宣告成功，这类事例特别能打动科学时代的臣民，当然也刻骨铭心地打动过这个时代的美术家。不过艺术不等于科学，科学方法对于艺术，有时是无用的，比如用解剖学来检测毕加索的人体；有时是有害的，比如用生物学来批评古代神话；有时貌似有用而实际有害，比如将前卫艺术纳入实验的轨道。实验是西方近现代美术技法的支柱：绘画透视学依据的是几何学，艺用解剖学依据的是医用解剖学，绘画色彩学依据的是科学色彩学。这些技法学科就象巴黎女人的紧身腰带一样，在造就西方美术特色的同时，极大地限制了艺术的天性。中国美术界推行实验的艺术观，长达十多年，结果“创作”风气越来越匠气，越来越拘谨，越来越呆板。

　　实验不对即出错，而艺术本身没有对和错，只有当艺术家涉及道德范畴的活动时才会出错。比如顾恺之用巫蛊术要挟邻居家的少女；苏东坡的蜀党被在朝的蔡京宣布为奸党之后，李公麟见了苏家的亲友，假装不认识；赵佶无节制地营造艮岳，致使国破家亡，等等。此外，你想依靠艺术赚钱或出国，投入方式不妙，弄得血本无归，也算出错。艺术本身没有对和错，对和错的二元判断是冷战时代的思维习惯，是人类的孩童时代的批评定式。艺术史不是对的艺术取代错的艺术的历史，而是艺术形态不断丰富的历史，是人的感觉不断展开的历史。一旦把艺术纳入实验的轨道，艺术的表达就将变成枯燥的和令人焦虑的过程，它既有害于艺术的本性，更有害于艺术家通过艺术去追求自由的信念。

　　实验作为检测科学理论与假说的活动，是一个外来的定义。一百年前，梁启超在《泰西（欧美）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写道：“甲派主实验，乙派主推理，丙派执其中庸。”这个定义及其实践，很快在中国被推广。胡适《实验主义》六：“凡科学上的证明，大概都是这一种，我们叫做‘实验’。”实验的课题可以视为系列化的问题。这些问题环环相扣，逻辑严密地向前推进。可惜艺术在于表达而不在于证实，实验活动充其量只是在追求新技法时才有用处。将当代艺术定格在实验之上，就是舍本逐末地定格在技法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