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岩指出,这次展览的作品,其主题与形式也比较多元化。仓鑫参展的近两年油画作品,借助撒满文化与艺术家自己的身体的关系,暗示传统文化与现代人的对接。而朱青生参展的作品,则是互联网的观众互动“洗黄河”。像他在云南做的引起广泛报道的“漆山”一样,“洗黄河”凸现了一种悖论:通过一件徒劳无益的事如“洗黄河”、“漆绿山”,来唤起人们对主题的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温普林的参展作品有照片也有录像,包括他早年的戏剧活动,也包括上世纪80年代一连串重大事件的纪录:如1985中法艺术家的行为艺术、1988包扎长城以及1989年的现代艺术大展的现场录像、照片等。而旺忘望的作品,既有他进来创作的大幅架上绘画,也有历年来他许多重要的设计作品,也成为这段历史的见证。
黄岩特地指出,展览的命名只是借用了“中国制造”的概念,真正要表达的是,中国当代艺术的独特之处,不是产生了几个大师,而是形成了当代艺术民间运营的机制,而这正是北京独一无二的贡献。因此,就像中国经济的“温州模式”一样,“北京制造”就是中国当代艺术的“温州模式”。
他指出,从早期的圆明园画家村开始,北京续写了当代艺术从农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的传奇:那些走出大锅饭体制的自由艺术家在北京的城区边缘几度迁移,从圆明园、东村、上苑和下苑、小堡、宋庄,一直到京东、京北地区近几年崛起的费家村、索家村、草场地等等,在形成艺术家聚落的同时,也形成了生存场地---生产场地---展示场地的生产模式,形成了“中国乡村艺术公社”的经济模型;而798酒吧画廓的介入,则拉开了当代意义上的中国乡村艺术的“工厂时代”的序幕,最终完成了乡村艺术公社的城市化。他强调,之所以在上海推出这个展览、这个“北京制造”的概念,就是为了在上海这样完全不同的语境中,突出“北京制造”的意义,这是一条不同于西方基金会体制的当代艺术之路,代表了中国当代艺术民间的力量,是中国当代艺术真正繁荣的动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