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卖市场中的“物以稀为贵”
“物以稀为贵”的前提是物有所值，当价格大大超出人们的预期，甚至人们对作品本身存在疑问时，这便走向了物以稀为贵的另一面——流拍。
随着近年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艺术品的需求逐渐增大，而在拍卖场能够上拍的艺术品除了当代艺术外，有些来自古代，有些是近代已故艺术大师的作品，均具有不可再生性。即便是当代艺术家可以不断创造作品保证市场一定的供给，但艺术毕竟不是工业化商品，艺术家一年中创作的作品不会有一个很大的“放量”，更不用说其中的精品了。加之陆续成立的拍卖公司挤入市场，使得原本就十分有限的拍品资源受到分流，这样，进入拍卖场具有收藏需求的人逐年增加，而每家拍卖公司所能提供的精品并不多，而且也不可能很多。在这种明显的供求不均衡矛盾下，一些精品受到热捧，“物以稀为贵”，价格直冲云霄。
《赤壁图》
最经典的例子属于今秋中国嘉德推出的仇英《赤壁图》，7952万元人民币的成交价，创下了涵盖中国油画、书画等各类中国绘画艺术品拍卖成交价格的世界纪录。“明四家”之一仇英的传世作品极为少见，国际范围内博物馆馆藏可靠的仇英作品不超过50件。有媒体也曾报道说“台北故宫博物院是收藏仇英作品最集中的地方，各式仇英作品有百幅之多，据台北故宫博物院专家研究，其中真品不过10件。”而在拍卖市场，仇英作品自1994年至今的13年中虽上拍719件，但其中很大部分存在真伪争议，一些小拍卖公司甚至推出制作拙劣的仇英赝品，因此13年来仇英作品在拍卖市场成交仅有386件，而且这386件中的许多也并不能完全保真。在市场本身就缺乏仇英作品的状态下，《赤壁图》又因为属于清宫旧藏并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编，而且流传到民间后有清晰可查的传递脉络，并得到多方专家认定。几种有利因素使该幅作品成为本季秋拍中最有卖点的“稀缺股”，买家购买需求强烈，而拍品只有一件，在供不应求矛盾下，该幅作品从4000万起价，经过多方竞买一路冲向7952万元的历史纪录。
和仇英《赤壁图》一样，本季天价成交的拍品除了个别具有明显的人为炒作痕迹外，基本都在供不应求的矛盾中获得了令拍卖公司满意的价格。比如瓷器市场的珐琅彩品种由于烧造数量少，当时仅供皇帝密玩，传世极少，更显得异常珍贵。匡时国际今年秋拍的清雍正御制珐琅彩蓝地缠枝牡丹纹“万寿长春”碗在众多藏家号牌的轮番升降中，以728万元的高价成交。由此看出，珐琅彩瓷器以她出身高贵、稀有的的背景吸引着顶级藏家的囊中资金。
《妹至帖》
不过令市场感到意外的是，和中国嘉德一样，香港佳士得，北京保利也各自推出本季度的“稀缺股”，并在拍卖前做了重点宣传。前者是唐摹本王羲之的《妹至帖》，后者是《元人狩猎图》，在香港佳士得的宣传资料中人们获悉，此幅来自日本的《妹至帖》为书圣王羲之的唐朝摹本，是现存王羲之书法中唯一可流入社会收藏的。而王羲之的唐代摹本最接近其真迹，并能重现王羲之圆转凝重、易翻为曲、用笔稳重等书法特点，可谓仅存真迹一等。北京保利则对《元人狩猎图》做了如下评述：“具有史诗般的气势，此卷钤有乾隆诸玺与嘉庆、道光的鉴藏印，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为清内府旧藏。杨仁恺先生在其《国宝沉浮录》中也曾提到此作”。除此而外，北京保利还专门为《元人狩猎图》印制了单独成册的图录。然而再强势的前期宣传也避免不了两者遭遇滑铁卢的命运，《妹至帖》和《元人狩猎图》先后以流拍告终。从两幅作品流拍后通过不同媒介反映出来的声音不难看出，两者之所以没有获得和《赤壁图》同样的成绩，并不在于经济规律中可能存在的特殊性，而是两幅作品本身具有的争议。有藏家表示，《妹至帖》无后世题字、印章，很难辨别真伪，而一些专家对《妹至帖》当时真的传入日本亦表示了质疑。另外，总共只有17个字的《妹至帖》却被拍卖方估价为3000-4000万港元，这样的价格已经超出了一些买家的心理底线。至于《元人狩猎图》，一些藏家认为没有明确署名，加之不少专家提出实是清初宫廷画家集体创作，如此看来，4000万元的起拍价实在有让人难以承受之高。
因此，按照经济规律，当供不应求时拍品价格会在竞买中不断上升，但前提是拍品物有所值。不过，由于目前拍卖市场并不规范，假拍现象依然存在，当其出现在拍卖场中时，人们发现一件没有多少实际买家关注的艺术品被拍得过高的价格，即供并不大于求，却出现难以理解的高价，这时，该现象并不能被看作是一种违反经济规律的表现，而是一种违规，不能被列入讨论范围之内。
拍卖场中是否存在不会贬值的“硬通货”?
硬通货：硬通货是指国际信用较好、币值稳定、汇价呈坚挺状态的货币。体现在艺术市场中就是艺术家过去形成的、获市场认可的固定面貌作品，这类作品更容易继续为市场看好，而新面貌的作品则价格要低许多。
今秋拍卖的北京保利夜场，汇聚了当代顶尖艺术家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大多带着艺术家特有的符号，比如方力钧的光头、曾梵志的协和医院、面具、周春芽的绿狗、张晓刚的失忆与记忆等。对艺术熟悉的买家，看到这些符号，便如同看到了与之等值的人民币，当市场已经给这些符号以相应的价值认同后，买家所要做的便是计算相同符号下不同尺寸的作品价格到底应该相差多少。比如今年秋季北京保利曾梵志的《面具》长220厘米，而春天在香港佳士得的那幅《面具》比秋天保利的小，只有170厘米，因此，当春天的以约合人民币1339.84万元成交后，秋天的这幅在买家的心里就会与春天的比较后有个权衡，最后该幅作品以1344万元成交，略高于春天香港佳士得的那幅《面具》。这样用一种通俗的比喻，人们对艺术家作品符号的认同仿佛是流通在市场中的硬通货，币值稳定、坚挺。
而且，人们对硬通货的认同，很大程度锁定在艺术家的作品符号而非艺术家本人。比如今年秋拍北京保利夜场推出的岳敏君作于2006年的《寻找恐怖主义》因为无人问津而流拍。这个炙手可热的中国当代艺术家，在该幅作品中抛弃了一贯被人们认可的“硬通”元素——笑脸，取而代之是城市的楼群。也许正是对“硬通”元素的抛弃，使得人们对作品的价值失去了衡量的标准，从而直接导致了流拍的发生。再比如同样处于一线市场浪尖的曾梵志，其后期推出乱笔系列作品价格远不及早期进入市场并被认为“硬通”元素的协和医院、面具题材作品。目前曾梵志作品在国内拍卖市场最高价的为今年保利秋拍中推出以1344万元成交的《面具》(2000年作)。不仅如此，其作品在国内拍卖市场成交价最高的前十名，无一列外是面具题材。而乱笔系列最高价是今年中国嘉德秋拍推出的《天空系列》(2005年作)，成交价不及面具系列的一半，为504万元人民币。
正是因为买家对硬通元素的盲目执著，使得一些艺术家不敢轻易改变风格，只有通过小幅调整自己的“硬通”元素重复作品，仿佛一具被禁锢住的印钞机。而还有一些艺术家在改变风格时也尽量留住被市场认可的硬通元素，比如今秋北京荣宝拍卖推出一幅高瑀作品《五百年的孤独》，这位80后画家的“硬通”元素是熊猫，而该幅作品的主角是孙悟空，但是细心的买家会发现，孙悟空的面部黑圈分明有着熊猫的轮廓。这种聪明的变化，即符合了市场对“硬通”元素的执著，又使作品在以前的基础上有了明显的变化。果然，这幅《五百年的孤独》以31.36万元人民币成交。
其实，造成买家只认硬通元素不认艺术家的现象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由于很多人抱着投资而不是收藏的心态进入艺术品市场，在纯粹赢利的前提下，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了解甚至并不热爱艺术，也就不能沉淀下来潜心研究艺术家作品风格以及作品整体脉络。这样，判断一幅作品是否值得买入的最直观方法，便是看其是否具有已被定价的“硬通”元素。
只是，即便是经济规律中的“硬通货”价值也不是恒久不变的，在一些外因的刺激下，“硬通货”亦会贬值。艺术市场也是同样，那些被投资者认定的“硬通货”一旦因为艺术家毫无创意地无停息复制，终有一天会造成人们审美疲劳，当市场饱和后，其作品价格亦会从高端落下，和股票一样，艺术市场没有永远的牛市，艺术家作品也没有冲高不落的行情。
因此，迷信“硬通货”的藏家不是真正的藏家，不断复制“硬通货”长期没有改变的艺术家也不是有责任的艺术家，而充斥着多年不变“硬通货”艺术市场也不是一个健康而完善的艺术市场。
拍卖场中的蝴蝶效应
蝴蝶效应：蝴蝶效应最早来源于天气，现今广泛用于各种社会现象和投资领域中。此效应说明，事物发展的结果，对初始条件具有极为敏感的依赖性，初始条件的极小偏差，将会引起结果的极大差异。
虽然并不是艺术品一级市场，但中国的拍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内地艺术市场的整体走势。拍卖中出现的一轮行情，可能和蝴蝶效应一样在一段时间后推起一阵波澜。
蝴蝶效应冲击波之首——佛像
蝴蝶效应最典型的代表莫过于近两年异军突起的佛像市场。在2006年10月7日香港苏富比“佛华普照——重要明初鎏金铜佛收藏专拍”中14件明代永宣年间的宫廷造像创造了3.4238亿港元的天价之后，国内曾经冷门的佛像市场被点爆，酝酿许久的潜力开始迸发。同年11、12月份匡时国际、北京翰海推出了“般若光辉——古代佛教文物专场”和“永乐气象”专场，借着香港苏富比的余热，成交状况良好，成交率均在80%以上，国内佛像市场开始聚集人气，佛像艺术品成功地从古董珍玩中独立出来。今春的佛像专场拍卖依然一路高歌，上演的三场盛宴令人瞩目：匡时国际推出的“菩提妙相——佛教文物专场”、整整80件佛像拍品竟无一流拍，北京翰海推出了“经辩——金铜佛像专场”、天津文物推出了“金铜佛像工艺品杂项”专场，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成交状况之好使更多的拍卖公司趋之若鹜，纷纷地增开佛像专场，而在这方面人力资源较弱的公司也有意识地增加佛像拍品的数量。
今秋的拍卖市场，佛像又唱起了古董艺术品拍卖的主角。12月3日，匡时佛像专场拍卖，记者早早地就赶到亮马河饭店，不想拍场已人满为患，没有多余座位空留。其间，工作人员几次临时增加座位也没有满足人群的需求，整个拍场呈现出跃跃欲试的激情。成交结果也在期望之中，总成交额突破1亿，成为此次匡时秋拍成交额最高的专场。另一场北京保利“观自在——中国佛教造像专场”成交率虽然不高，但总成交额却达到了7388.8万元，超过了“古董珍玩专场”、“中国近现代书画”专场。2006年的14件佛像撞开了国内佛像市场的大门，根据雅昌艺术网显示，截至目前，上拍的佛教艺术品已达13025件。若以2006年10月7日香港苏富比14件佛像拍卖为分割点，1992年9月29日至2006年10月7日佛教艺术品上拍数量为7180件，2006年10月7日至2007年12月14日上拍数量为5847件。
佛像艺术品市场的这种趋势，完全呈现了“蝴蝶效应”。因为它所承载的是佛教文化的强大系统和人们内心深处沉淀的宗教情感。特别是在当下物欲横流的社会，一些人士更是希望通过与佛精神上的交流得到内心的抚慰，这种虔诚令佛像具有自身独有的魅力，也使佛像市场一触即发，迅速蔓延开来，预料这种效应还将持续。
陈逸飞《黄河颂》
蝴蝶效应冲击波之二——中国当代艺术
11月25日，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上，蔡国强的《APEC景观焰火表演十四幅草图》以约合7350万元人民币成交，该令人惊叹的天价只略低于创立中国油画、书画等各类中国绘画艺术品拍卖成交价格世界纪录的《赤壁图》，同时也令中国当代艺术品国际价格再次重新排序。在今春的排名中，岳敏君的《处决》、曾梵志的《协和医院三联画》、陈逸飞的《黄河颂》、分别以4516.05万、4256.56万和4035万元人民币的成交价位居前三名，而蔡国强的名字当时连前十名都没有进入。可11月25日之后，蔡国强一跃至岳敏君前，成为众人瞩目的NO.1。在7350万的带动下，中国当代艺术是否还有后劲继续冲高?
中国当代艺术进入拍卖市场的最初阶段并不被买家看好，比如岳敏君作品在2000年中国嘉德的拍卖场中，只以13.2万元成交，之后的两三年时间内都没有成交记录，直到2004年秋天其作品《向日葵》在香港苏富比以63.6万元人民币成交，反馈到内地市场便是在一个月后的北京翰海秋拍中，与《向日葵》同年创作的岳敏君《闲云野鹤-8》获得38.5万元的成交价。2005年春天起中国内地市场对当代艺术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特别是当年秋季纽约苏富比和香港苏富比分别举办总成交额达3800万美元的“亚洲当代艺术”和总成交额达3.37亿港元的“中国当代艺术”两个专场，将中国当代艺术推向一个高潮。在那一年，岳敏君的作品拍卖价格平均处于20-40万之间，最高一幅为香港佳士得推出的《太阳》，以152.6万元成交。而张晓刚则也凭借一幅《黄色婴儿系列》在香港苏富比的“亚洲当代艺术”专场中获得约合人民币159万元的成交价。过百万元的价格纪录，这在当时还被称之为新闻，因为此时距2004年5月尚扬的《黄河船夫》在中国嘉德获得187万元成交价后各界为之哗然不到一年。到了2006年，海外市场继续强势关注中国当代艺术，导致以岳敏君、方力钧、张晓刚等为代表的当代艺术家作品价格在海内外都有了较大的突破，价格成倍地增长。比如岳敏君的《惩罚》和《偶像系列》在香港苏富比秋拍中均获得约合人民币226.4万元的成交价，而其另一幅《大烟囱》则以440万元的高价在北京保利成交。方力钧的《2001.09.25》在香港佳士得以约合人民币226.4万元成交，而他的《时光》则在之后的北京翰海秋拍中以418万元成交。同时一大批当代艺术家快速迈进了“百万元俱乐部”，比如周春芽、王怀庆、罗中立、毛焰、刘炜、石冲、季大纯、唐志冈、刘小东、刘野、何多苓、毛旭辉、祁志龙、夏星、夏俊娜等等。
在国际市场密切关注中国当代艺术的这只“蝴蝶”影响下，中国当代艺术价格冲高热情一直持续到今年秋季，过千万元的艺术家由国外蔓延到了国内。先是伦敦飞利浦推出曾梵志的《协和医院》，以约合人民币4256.5万元成交，之后又是伦敦苏富比以约合4516万元的价格推出岳敏君《处决》，还有王广义的《毛泽东AO》以3135.44万元在伦敦飞利浦易主，张晓刚的《新中国诞生》在纽约苏富比以约合人民币2298.75万元成交，最后，便是蔡国强的《APEC景观焰火表演十四幅草图》打破7000万大关。反映在内地市场，今秋的当代艺术紧跟国际市场，冲破百万元关口直逼千万元。北京诚轩推出的岳敏君《音乐》以1125.6万元成交，方力钧的《1997.1》在北京保利以1030.4万元成交，同场中曾梵志的《面具》、刘小东的《笑话》、石冲的《欣慰中的年轻人》分别以1344万、1232万和1030.4万元人民币进入千万元的行列。而在中国港台地区，中国艺术家作品也受到辐射式的影响。在今秋台北罗芙奥拍卖中王怀庆《金石为开》三联幅以约合人民币2044.6万元成交，赵无极、严培明的作品也均突破千元大关。前者的《19.7.63》获得了1133.4万元的成交价，后者的《中国的朱砂NO.3》则以1065.9万元成交。
从最初的几万、几十万，在五六年的时间内中国当代艺术已经闯过千万元大关，那么，今年的7350万，是否又将是另一只冲破原有价格的“蝴蝶”，为后市当代艺术继续打开一条上升通道。
蝴蝶效应冲击波之三——影像
《希望工程-大眼睛》
2006年北京华辰秋拍首开影像专场，拍卖现场座无虚席，交投活跃，成交额245.597万，成交率63%，首战告捷。其中，解海龙摄于1991年《希望工程-大眼睛》以30.8万元的高价拍出，此冲击波迅速扩展。随即的2007年春拍，北京华辰、中国嘉德、北京诚轩纷纷开设影像专场并取得了较高的成交纪录。其中北京华辰推出的郑景康、陈石林《毛泽东正面标准像》以72.6万元人们币成交，成为该季度国内大拍中影像作品最高成交价，位居第二的是中国嘉德推出的王劲松《气血图像》以44.8万元人民币成交，而北京诚轩推出的洪磊《中国风景》以57.2万元人们币成交，名列第三。到了今秋拍卖，除了
原有的三家拍卖公司，北京荣宝、中贸圣佳等全国各地的许多拍卖公司也在油画专场中引入了影像作品。自此，从4年前的两张老照片，到今秋总共约300余件，成交总额达1300多万元的摄影作品进入市场，虽然不能算一场大的波澜，但亦是一种蝴蝶效应后的波动。
拍卖场中的其它门类也常常与蝴蝶效应擦肩而过。比如2005年7月伦敦佳士得艺术品拍卖会上一只元青花鬼谷下山图罐被拍以1568.8万英镑的天价后，在该年的内地艺术市场中便掀起一股青花瓷的热潮，再比如今年春拍中中贸圣佳推出的“嘉庆宫廷艺术专场”又令宫廷艺术成为一支炙手可热的“新股”。
既然有那么多只“蝴蝶”曾直接或间接地掀起了以往中国艺术市场中的一个个浪潮，那么今年秋拍中又预示着谁最可能成为下一只蝴蝶?
疑似蝴蝶之一——书法
虽然和中国画一样属于国粹，但书法长期以来并没有受到强烈的关注，在拍卖场中，它往往和中国画一同归入专场，且拍品数量及成交价格远不及中国画。以北京荣宝2007年春拍为例，其中国书画专场中共上拍208幅作品，只有31幅书法，占总上拍数的15%。在该专场中成交最高的中国画是朱耷的《山水册页》，为836万元，而成交最高的书法为郑板桥的《节临怀素自叙帖》立轴，为88万元，两者价格相差近10倍。而在书法作品上拍较多也较早的杭州西泠印社，今年春拍共推出234件书画作品，其中书法为109件，占总上拍数的46%，中国画最高成交为王时敏、杨文骢、张学曾、恽向的《四贤山水合卷》手卷，成交价1320万元，比同场最高书法作品——清乾隆《御笔书洪咨夔春秋说论隐公作伪事》手卷的363万元成交价高出957万元。
在这种情况下，今年秋拍匡时国际首次将书法与中国画分离，独设“百年遗墨20世纪名家书法专场”和“明清书法专场”，其中“明清书法专场”共上拍156件书法作品，总成交额达2192.176万元，成交率84%。并以一幅《成亲王行书河源纪略谕》手卷获得453.6万元的高价，比西泠印社春拍中成交最高书法作品——清乾隆《御笔书洪咨夔春秋说论隐公作伪事》手卷高90.6万元。
有评论说，匡时国际两个书法专场的成功预示着书法市场的整体启动，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今年的书法将是一只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美丽蝴蝶。
疑似蝴蝶之二——装置
装置进入中国拍卖市场最早可追溯到1997年中国嘉德秋拍，当时艾未未的一件《山水》装置以4.18万元人民币成交。该件作品也成为之后5年内唯一在内地拍卖市场中出现的装置，之后的2002年中国嘉德再次推出1件吕胜中的装置作品《灵魂文件》，但以流拍告终。
此后的几年内，装置徘徊在拍卖场的边缘而不被重视，直到2006年春天，纽约苏富比推出以约合人民币188.5万成交的艾未未装置作品《中国地图》，香港佳士得推出的白南準《Enlightenment》约合人民币226.4万元成交，才令装置艺术家隐约感到2006年的春天格外温暖。在那一年，内地拍卖市场共推出34件装置作品，成交22件。
而今秋拍卖中，在一些大型拍卖公司，装置已经被作为重点推出的拍品出现在拍卖公司的前期宣传中，比如中国嘉德预展时，夏小万的《团》被摆置在展厅的入口，吸引了买家的视线，此件作品也获得了今年秋季内地拍卖市场装置最高价——123.2万元;北京保利的蔡国强《万花筒-时光隧道》也以78.4万元人民币高价成交。而蔡国强同型作品在今年香港佳士得春拍中以约合人民币112.8万元成交，香港、内地市场装置价格差可见一斑;而以书画见长的北京荣宝，在今年秋拍中也推出一件陈可的装置《每一天》，成交价也颇为可人，即28万元人民币。
从多年前零散地进入拍卖市场，到今年秋季在各拍卖公司崭露头角的较高价格，装置是否可以成为一只蝴蝶掀起的另一场风浪。
拍卖场中的马太效应
马太效应：是指好的愈好，坏的愈坏，多的愈多，少的愈少的一种现象。名字来自于圣经马太福音中的一则寓言。在经济学中反映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赢家通吃的经济学中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
今秋大拍不仅成为买家的一场聚会，而且是拍卖行间的一次较量。记者通过统计发现，从11月2日到12月17日期间，全国共有67家大小拍卖公司跻身于这场拍卖盛会，甚至在12月初的几天内出现了几大拍卖公司汇聚京城同时举槌，造成藏家像赶场一样从一个拍场奔向另一个拍场的拍卖“拥堵”现象。有限的拍品资源在众多拍卖公司的争夺下，精品、真品往往流入有实力的拍卖公司，因为这些公司良好的从业经验、强势的媒体宣传、雄厚的专家团队都是一种口碑，能够吸引高端买家并获得与之相应的高成交价。在这种良性循环下，这些大拍卖公司便聚集了买家、卖家的双方人气，从而确立了自身的地位。记者在中国嘉德、匡时国际、北京诚轩等拍卖现场都遇到了座无虚席、人满为患的现象，而北京保利不仅日场爆满，夜场更是只能凭竞投牌才能进入，即便这样，许多晚到的拿着竞投牌的买家在现场也因为找不到一个空位而只能站着举牌。
与这些公司爆满的现场相比，一些小拍卖公司因为征集不到一流作品，为了维持运营，有些甚至以次充好，赝品泛滥，久而久之造成恶性循环，聚拢不到买方和卖方的人气，在拍卖边缘艰难生存。记者在不少知名拍卖公司现场发现了一种奇特的小拍卖公司借实力拍卖公司人气的“寄生”现象。当时一家知名拍卖公司正在北京某饭店举办书画专场，买家络绎不绝，而在其楼下一层，另一家不知名的拍卖公司也在举办自己的秋季拍卖，无论从拍品质量、数量、人气都不能与楼上的拍卖公司同日而语，但借助于大拍卖公司的人气，一些从其拍场出来休息的人或者饭店的房客也会顺便来小公司的拍场看看。
但是，在这种马太效应下，强者更强，弱者更弱，优胜劣汰的结果便是在拍卖场中得以生存的最后只有那么几家拍卖公司。
拍卖场中的羊群效应
羊群效应：经济学里经常用“羊群效应”来描述经济个体的从众跟风心理。羊群是一种很散乱的组织，平时在一起也是盲目地左冲右撞，但一旦有一只头羊动起来，其他的羊也会不假思索地一哄而上，全然不顾前面可能有狼或者不远处有更好的草。因此，“羊群效应”就是比喻人都有一种从众心理，从众心理很容易导致盲从，而盲从往往会陷入骗局或遭到失败。
北京作为艺术品最发达的城市，据不完全统计：大大小小的拍卖公司上百家，在这种竞争激烈的环境下，如何延续业务、保持盈利?目前情况趋向于国内大公司跟随国际一流拍卖公司路线，小型拍卖公司被迫受国内一线拍卖公司“指引”。北京保利此次一场“重头戏”——乾隆宫廷艺术夜场，取得了4300.8万元的成绩，中贸圣佳的夏季拍卖也另辟蹊径，推出的“嘉庆宫廷艺术专场”，24件拍品总成交额高达4613.84万元。最早开展明清宫廷艺术专场的香港苏富比也将这股“宫廷风”带到了国内，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种市场行为也着实打造了几家在此门类中信誉较好的拍卖行，成为国内艺术品市场的风向标，这是好的一面，但同时小公司过多的市场参与和盲目跟风又容易使市场产生“泡沫”。
在当下的国内艺术品市场中，投资人的“羊群效应”表现得更为明显。在股市呈大跌趋势的时候，一些投资人转而将资金投入艺术品市场，作为纯粹的投资行为，投资者容易被当下的市场混淆视听，导致跟风也在所难免。记者在某秋拍佛像专场上，一位竞拍者就说，以往参与的都是瓷器的拍卖，今年佛像市场非常好，也就考虑到投资方向的转变。尚仕雅集的一西平措认为，一些新人初入此行，以投资理念收藏佛像，可能会有所收益，但最终赢的还是藏家。言语中强调了艺术收藏应长线持有，不应短期盲目跟风获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