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宏宇　发自北京　　
　　
　　“钱在讲国语”　　

　　形容2007年的中国当代艺术圈，该用“热闹”还是“折腾”呢？

　　在香港佳士得秋季拍卖会上，蔡国强的《APEC景观焰火　14幅草图》又一次创下中国当代艺术拍卖的纪录，7424.75万港币；近年拍场上的传统项目如方力均、岳敏君、张晓刚们也在不断刷新着自己的价格纪录。

　　拍卖行情的高举带动了收藏市场的热潮，市场诱使着画廊、展览一个个争先恐后冒出来。北京的画廊开到上海，上海的画廊开到北京，你来我往欣欣向荣；双年展在贵阳也开了第三届，去年又开到了安徽；不知不觉中，在各种以“厂”、“村”、“庄”为名的地头上，北京已经有了9个艺术区，只是十数年前曾在圆明园、东村挣扎流离的艺术家里，今天已经有不少人相当富有。

　　与钱相关的信息不但无法回避，而且是传播率最高的，所以北京宋庄的农民也知道这帮人有钱了，要收回当年便宜卖给艺术家的房子，官司打得兴师动众。过去的大山子国际艺术节(DIAF)不见了，798里办了“798艺术节”，原来办DIAF的到草场地办了“北京当代国际艺术节”，总之也是因利而起的纷争。可见艺术跟钱走得太近，不一定全是好事情。

　　据说2007年中国的当代艺术展览数量过了千，没有正式的统计，只是据说而已。

　　《美国艺术》在2007年一期杂志上刊登了执行主编理查德·维恩与纽约策展人克里斯多夫·菲利普斯、评论家芭芭拉·波洛克的对谈，话题是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爆发式增长，标题就叫“钱在讲国语”。“北京圈里盛传一个笑话，说现在画廊比作品拿得出手的艺术家还多。”波洛克写中国当代艺术有近10年了，圈里混得很熟。

　　“只要到798大概转一圈就知道此言不虚。”她接着说，“画廊越开越多，可值得一看的展览没几个。太多国内国外的收藏家涌进画廊淘宝，想找到明年破纪录的作品。可是成熟到足以进入国际展览的艺术家根本不够。中国的画廊虽然大量增殖，够格的艺术经营却少得可怜。大多数只能算是展厅，在勉强的空间里摆出毫无策划的展览。”

　　策展人冯博一在2007年策划了十多个展览，但他自己也困惑：“市场好了，画廊多了，我做的展览里好多是跟画廊合作，也有艺术家自己出钱或有机构赞助找我做的。纯粹实验性、学术性的，占的比例少了。”列数这一年自己认为值得一提的作品，他也就举出了徐冰的《地书》、艾未未的《童话》、王鲁炎《被锯的锯》、邱志杰《为什么去那里》和史金凇的《三棵树》。　　
　　
　　艺术家，还是艺术资本家？　　

　　《HI艺术》主编李昱，在为去年一期杂志写编者按时，正赶巧看了最新的李宇春演唱会，“过去我一直不喜欢这个没有唱功的女孩，但是我完全低估了一个人的成长性。现场没有明显的走调，甚至还有一些有趣的即兴。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艺术家，新作品的进步到底有多少呢？要是不违心，你能说出哪个正在大踏步进步的艺术家吗？”

　　《纽约时报》记者大卫·巴博萨去年9月造访了中国艺术家张洹在上海郊区的工作室，“与其说是工作室，其实应该说是个大车间。”巴博萨在他的报道里说，“7000平方米的厂房里有一百多个工人，焊工、木匠、美院毕业生……制作着雕塑、装置、绘画等等各种作品。”他在报道标题里用“流水线”形容他看到的一切。消息迅速在中国艺术圈中散布开了，它的令人瞩目之处，在于艺术家今昔对比的强烈反差：十多年前，张洹还是苦苦挣扎在东村的行为艺术家，生活穷苦窘迫。

　　大规模的“生产”当然不是中国当代艺术家独有，英国最当红的艺术家达米恩·赫斯特也拥有五十多人的制作工厂。但是批评家兼策展人朱其对这种现象提出了“艺术家，还是艺术资本家”的质疑，认为这些艺术家“形成了一种全球化的艺术生产模式，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国际都市、中心城市和地方小城这三点一线的资源”。

　　生产未必就与创作相矛盾，关键还是看最终的作品。但批评者对繁荣生产之下创作退化的担忧也是合情合理。很多人赞同陈丹青在南方周末2007年度盛典上颁奖时说的“空前繁荣的荒凉”，冯博一也一样。“‘F4’在拍卖市场上的价格，是对他们早期创作的确认和回报。1990年代初，他们也是绝对的非主流、没卖相、实验性。但他们现在的作品呢？下一步呢？这是他们的问题。”　　
　　
　　作品像果冻　吃了跟没吃一样　　

　　非常年轻的艺术家也提前给拽进了市场大潮。冯博一就为某台湾画廊策划了《七零八落》，更早还有上海的《果冻时代》，主角都是1980年前后出生的艺术家。“果冻时代”这个名字起得真好，他们当中多数人的作品就像果冻：鲜艳、晶莹、爽口，但吃完了就跟没吃一样。

　　中国当代艺术奖(CCAA)刚把2007年“最佳年轻艺术家”颁给了曾御钦——参加了去年卡塞尔文献展的台湾艺术家。“上一届是曹斐，再上一届有宋涛，再上有孙原、彭禹，去年我们居然评不出内地30岁以下的年轻艺术家。”评委顾振清说，“内地年轻艺术家现在一出校门甚至没出校门就被迫不及待地包装，投身于艺术品生产的洪流，丧失原创追求。”

　　冯博一的看法要更温和，他认为当下的社会状况跟1990年代比，变化太大，“以往艺术家对社会现实的态度是揭露、批判、反抗，跟现实关系紧张，作品里反映出抗拒或对自由的期盼。现在的年轻人与现实的观众是种顺应。他们的成长过程里没有什么挫折，他们关注个人生活里大一点的小事。但他们也会有焦虑，他们会表达什么，怎么表达，我也不是特别清楚，但值得留意。”

　　市场强势的时代，不顾市场而专注实验、探索的艺术行为空间更显逼仄，本来应该是由非商业非盈利的美术馆提供这个功能，可是美术馆并没有做这件事。顾振清列举了中国当代艺术“四大怪”，其一就是“美术馆都在做买卖”，另外的是“艺术家不服画廊管”、“画廊变得比(变形)金刚快”和“拍卖行冲在第一线”。

　　比利时收藏家尤伦斯夫妇开办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去年11月在798开张，这家外来的艺术机构成了国内首家独立的非营利性当代艺术中心。开幕展“85新潮”在圈中引发了“谁的85新潮”这类争论，但展览背后对“85新潮”的历史研究与出版工作，又确实是尤伦斯之前无人能及的。
　　
　　他们会痛苦

　　市场繁荣之下，清醒的头脑都很有忧患意识，但说出最不留情面的话的，还是艾未未：“中国的当代艺术在根本还没和现实社会产生什么关系的时候，就一举落进了市场的漩涡。当代艺术存在的前提和理由，就是在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替代哲学，与更普遍的人发生更直观的关系。中国的当代艺术从来没有过这层含义，只是在外国价值体系下的一个表演和操练。”

　　顾振清在去年离开了官方美术馆执行馆长的职位，踌躇满志地在上海办起一份双语艺术杂志《视觉生产》，志在建设“中国价值观和中国内涵”。“怎么拿中国观点、视野去抗衡欧美的价值体系，甚至对外输出价值观？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暴涨已经伤害到了艺术和学术气氛，双语杂志最能体现文化建构和本土话语权。”

　　多年“隐修”的艺术家王鲁炎曾经接受采访说：“我想每一个艺术家，即便是向西方后殖民谄媚的那一部分艺术家，他的内心深处也会有一小块干净的地方，也就是说他们自己能够识别哪些艺术是真正的艺术。当这一小块干净的地方发作的时候，他们会痛苦。”

　　对中国当代艺术尚且模糊的将来时，痛苦不痛苦非常重要。但当代艺术又不是独立王国，它密密地裹挟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当中，艺术家内心深处那一小块干净的地方，真会适时发作么？艾未未的态度是极不乐观：“很大程度是因为对政治的失望，对社会权利、义务失去兴趣，中国当代艺术全面丧失对社会美学、伦理的探讨，没思想，不痛苦，不反思。”　　　

　　2007年中国当代艺术最醒目的话题还是钱。“798艺术节”上出现了直接“码钱”的作品，也许这讽刺有些简单直白，毕竟反映了敏感的艺术家对“井喷行情”的直觉抵触。本报记者　李宏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