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版撰文/跋列兰
我注意到在谷文达的水墨画底下，有一对青年男女剧烈地争吵起来。
展厅里的其他人都没有留意，他们分成几拨，正在解说者的指引下，参观这场“85美术新潮”的展览。虽然近年来“85美术新潮”一直是美术策展的热点，但像尤伦斯艺术中心落成的开幕首展这样规模大、成体系，还有费大为这样的专家亲为解说的展览，似乎也并不多见，因此没有人留意现场的这个小插曲。
但我却忍不住想听听他们在吵些什么，很显然，这并不是一个行为艺术。在黑白色调、装饰严整的展厅中，一切秩序井然，如同商业新品的发布会现场。这里不是1989年2月的中国美术馆，不是那一场“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会出现一群卖虾的、洗脚的，甚至会有一个正在孵蛋的男青年。
我也不大可能突然听到两声枪响……
出乎我意料，这两个正在争吵的青年，说的正是差不多二十年前的两声枪响——1989年2月，肖鲁在中国美术馆对着自己的装置艺术作品开了两枪，成为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当代艺术作品之一。这之前她曾向唐宋透露开枪的想法，唐宋十分鼓吹她行动，并且在她开枪后被误抓，一起进看守所的经历成就了两个人的爱情。此后唐宋从各个层面对“开枪事件”做了阐释和解说，使世人觉得这是两个人的作品，甚至肖鲁不过是执行者而已。15年后肖鲁和唐宋的爱情破裂，她要求还历史以真实，她是唯一的作者，而当时她默认唐宋作者身份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我们好了”。
这是两年前开始闹得沸沸扬扬的一段当代艺术史公案，像“罗丹的情人”一样使人大感诧异又兴味索然。被称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谢幕礼”（栗宪庭语）的故事，会有这样的尾声，适足以证明一切事物都会呈现出始料不及的面目。个体的故事尚且如此，更何况一次艺术运动——“85美术新潮”的一些举足轻重的人物，很多成为当下画坛的显贵。理想主义的前驱最后因在商业上的巨大成功，而获得了反复被回顾被总结的礼遇，何尝不是世事难料。
我离开那两个争论署名权的青年，在空旷而悬挂画作的展厅里，淋漓的色块和线条像是要倾压下来，既提示着一段艺术史的相关记忆，也提示着一种隐藏的文化逻辑。
昔为田舍郎，今登天子堂
“85美术新潮”的回顾何以蔚为风潮？因为这是今天为昨日加冕——中国当代艺术品在世界收藏市场一路价格上扬，屡屡拍出天价，局外人多有横空出世之感，人们需要论证，早在二十年前，“85美术新潮”已经伏下今天艺术品收藏狂飙的发动枢机。
这种判断本身也未必是空穴来风，实际上，“85美术新潮”奠定了当今艺术品市场的重要三级——著名画家、收藏家、评论家。当代艺术品市场热浪迫人的“中国明星”多是当年的领军人物。
在渐成规模的回顾展览中，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展览是一次相当有企图心的努力，这个以国际展馆标准建设的艺术中心，直接以当代艺术为名。当我站在798这唯一一家需要收取门票的展馆外，隐约感觉它本身就是一种象征，标志着在收藏家的运作下，三极合力，怎样把一个二十年前尚在边缘徘徊的青年艺术狂飙运动，转变为一个有现代商业链支撑的文化产业。
一些当代艺术家在国际画坛的煊赫，毋庸多费笔墨，在今年的巴塞尔展览中，居然找不到中国当红画家的作品，一问之下，原来“中国明星”们太受热捧，通常作品都绕过画廊体系直接与买主经办，所以踪影难觅。
而二十年前，“85”弄潮儿决不可能得到这等礼遇，当年西南艺术群体在杭州举办“新具象主义”展览，据说被人看成了新家具主义，他们展览的留言上，被大大地写上了“蠢驴”二字。
回顾展览中陈列的两万多份“85美术新潮”的手稿、通信，使人回到了一个充满激情和创造力的年代，显然对于这样一个与公众隔膜日久的青年文化运动，梳理有其必要，但过度的揄扬却使人感到疑虑——这像是一次学术对市场的策应。
学术梳理何以应声而出
2007年，曾被断言“虚火太旺”的中国当代艺术品市场，并没有如预期般走入疲软，拍卖场上继续传来高价成交的信息，而著名的大画廊和重要的艺术收藏基金都表示要建立中国当代艺术品的收藏，包括纽约的Zwirner&Wirth画廊和法国Pinault基金会……
这样，从2004年以来恍如横空出世的中国当代艺术品热浪，继续以令人瞠目的势头发展着，而与单纯地对作品的热捧有别，对于这一股狂飙缘何出现的学术梳理已经应声而出，这种整理在某种意义上，属于对市场的一种呼应。因为相对理性的市场，要求一个完备的艺术评论体系，提供学术上的支撑。而从这个意义上，对于“85美术新潮”的频频回顾，既有探本溯源的需要，也有对它加以历史评价以支撑现实的需要，两种需要汇合起来，使“85美术新潮”得到了殿堂化的可能。
于是，一度对“85美术新潮”颇感隔膜的观众，开始得到一种精心选择后的当代美术史教育，除了北京798里尤伦斯艺术中心正在进行的展览和系列论坛，11月19号，方力钧的个展又在上海开幕，当代艺术作品随处可与人们劈头相遇，并且开始展示它的渊源。但是这种偏向强烈的选择似乎暗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值得述说和回顾的只有这一段始自85迄至89的当代艺术试验。这并不是个健全的论断，遮蔽了其它没有获得资金支持的艺术成果，使由艺术机构开始的美术史教育变成了成功者的回顾展。
就在尤伦斯艺术中心进行“85”美展的同时，同样是“85”的推动者，有中国当代艺术“教父”之称的评论家栗宪庭，别有深意地在宋庄拉开了无名的“青岛画家展”，同是八十年代的艺术群体，他们从来就没有获得过公众舞台，更不会为当下所青睐。栗宪庭此举与其说是在唱对台戏，不如说是勉力保留一种被忽略的记忆。栗宪庭说以此来对抗当代艺术界盛行的西方话语霸权，但是他可能没有说出一个更悲观的论断：即使西方话语从当代艺术领域退隐，收藏市场依然会以强大的经济实力来干扰记忆的选择。
实际上，八十年代值得回忆的艺术作品，从星星画会到伤痕画派，以及另一些流派的探索者，在“85”的辉煌下，显得黯然失色，他们究竟是在画笔的光焰万丈下失色，还是在收藏市场的金光四射下失色，显然是值得学者们考虑的问题，尤其是过多的溢美之词在邀请座谈中喷涌而出的时候。
学术性梳理开始继收藏市场的热捧进入以后，意味着一种话语霸权开始产生了，张晓刚曾经说：以前我的画卖100美元时，我觉得很踏实，卖到100万美元时，我反而觉得很虚妄。那他现在面对这些将“85美术新潮”纳入殿堂的学术努力的时候，会不会继续冷静地说：以前我在体制之外的时候，觉得很踏实，现在高高在上，反而觉得很虚妄？
“85美术新潮”目前随同它市场指标同时上扬的学术指标，在一定意义上，是现在为过去加冕。经过二十年瓜熟蒂落，它不但收获了光明的尾巴，而且追封已经提上日程。
新话语权下的危机
“你是否觉得这一切很美？”来自德国的女记者问我，她跟着我已经在展厅兜了两圈。
“我觉得。并不是美，而是让我感到了……时间”我斟酌着用词，我试着告诉她，大部分中国人并不觉得这些作品美，但不管怎么样，这些尝试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情绪，构成一个回忆的序列，我也不可能完全无动于衷。
“但是你不觉得这是西方的文化殖民？”
我很惊异她问我这么一个普通的参观者，我摇摇头，对她说，你也许应该问问尤伦斯，他正在接受采访呢，他搜集了很多八十年代的作品，据说这个展厅里有一半是他的藏品，他应该推动了这些作品的价格上升，他甚至为此卖了自己十来幅特纳的画，以准备足够的资金来在中国的这个艺术园区兴建一个当代艺术中心。你可以去问问他。
但女记者很坚持：如果你们大部分人都不觉得美，那么显然这是西方视角的中国，不是吗。
是的，这显然没有疑问，我很快地回答，这个展览让人感觉复杂，它记录了这个国家曾经年轻的一代艺术家的探求，但这种探求至少在目前并没有真正影响人们的审美趣味，也就是没有深刻地参与到对人们审美观念的塑造中。
“你知道，我们确实因此看到了很多和我们有可能擦肩而过的作品，但是它们也在形成一种新的遮蔽。”
来自海德格尔故乡的女记者沉默了一下：这是指一种新的话语霸权？
是的，在这场青年艺术狂飙运动中，不缺乏创作者、评论者和推动者，但是缺少本土的欣赏者，有一个环节断裂掉了。我问她，在你们的“青年狂飙运动”的时候，会有人不读康德和席勒吗？她摇头。
这就是问题所在。
“一切都变了”
还是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柔和的自然光从二楼的天顶射下来，坐落于798艺术园区包豪斯厂房里的艺术中心，延请著名的法国设计师进行设计，保有了建筑里原有的大烟囱和锅炉，使之成为室内的点缀。这种设计本身也隐含了当代艺术的一些观念，包括拼贴与组合。
当年做个展览，还要“挂羊头卖狗肉”、弄得主办者丢掉工作的当代艺术，真正登堂入室了。除了这个设施一流的展馆，南国的深圳也早就有了当代艺术中心。专门展馆设立、专业书籍增多、溢美之词盈耳，但是有一些本质的东西分明在这种加冕中流失了。“85”生出的这个光明尾巴，其实与它的精神本质格格不入。
“一切都变了”，尤伦斯坐在这座完全由自己的基金会投资兴办的艺术中心里，天气很冷，老人围着大围巾，“有人说，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我想可能真是如此，但是那真是难以言喻的美妙时光，我们在周末出去搜集艺术品，那时候的艺术家都不谈钱。”
我相信这些回忆的真诚，就像相信“85美术新潮”的价值。但是，在对它的反复钩沉中，人们看到一种成王败寇的文化逻辑，而另一些被历史大潮席卷而过的作品，由于缺乏“今日的加冕礼”，而继续沉默于“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张培力：“我可能是一个85的叛逃者”
1984年，在西子湖畔浙江美院的陈列馆里，一场“无聊”的展览震惊了前来观看展览的美术界人士：1985年夏天的第一个光头、一群面无表情的游泳的人……和人们预期看到的可以参加全国美展的传统油画完全不同，这些既不温馨感人，也不朝气蓬勃的画作让出钱举办展览的浙江美协大为尴尬，这就是后来载入中国当代艺术史册的“85新空间”展览。而作为这一展览的策划人，张培力那时候还是个初出校门的毛头小伙子。展览结束之后，他和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了杭州当代艺术团体“池社”，成为85美术新潮中重要的艺术团体。和当时青年艺术家的激情四射不同，张培力即使身处在那个火热的年代，也仍然和他的作品一样，带着一种冷静的理性。“一边做一边怀疑自己”，这是他对自己当时状态的描述，“我可能是一个85的叛逃者”，这是20年后他对自己的定位。
那时候总觉得很忙碌
《21世纪》：80年代可以说是文艺青年的黄金时代，现在还记得当时接触过哪些思想吗？
张培力：那时候，不同的思想同时进入中国，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同时在看几本不同的、态度完全不一样的哲学书，那时候总觉得很忙碌，比现在充实得多。
《21世纪》：1985年的“85新空间”展览是85美术新潮的重要一块，这个展览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
张培力：当时恰逢第六届全国美展结束，浙江的情况很不理想，浙江美协负责创作的人非常焦虑，希望把青年创作做上去。于是有了这么一个机会，美协出钱，由我出面组织人做展览。我没有按照全国美展的思路来做这个展览，展览出来以后大家一看都傻了。耿建翌画了一组理发系列，其中有一幅叫《1985年夏天的第一个光头》，这种题目本身就比较无聊，我画的是游泳和音乐，但里面完全没有以前画到体育的那种激情，人都很僵硬，没有表情，画面没有任何表现感，很多人接受不了，后来美协压力很大。
我们要放弃使命感
《21世纪》：在85新空间展览中，你们当时就有很明确的艺术主张了吗？
张培力：没有，那时候还没有想得那么清楚，只是想提出一种新的艺术追求。那时候“伤痕美术”很流行，还有很多人画西藏题材或者乡土题材，这些流行题材在我们看来有点矫饰主义，画的多了已经变成了一种符号，因为它和我们的生活没有关系。真正的艺术家应该关注自己的经验、自己的生活。作为在城市生活的人，我们每天都面临很多问题，对于我们来说，这才是最真实的。做这个展览的时候，我们就是想提出一种新的美学态度和视觉语言。
《21世纪》：85时期，中国有很多艺术团体，北方艺术群体提出了“理性绘画”，厦门达达崇尚的则是反审美、反文化立场，池社的艺术主张是什么？
张培力：池社成立后写过一个池社宣言，但那不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池社始终是一个很松散的组织。我们当时的态度是针对一段时间以来，艺术中过于哲学化、理想化的问题，我们认为艺术家应该更关注艺术本身。池社提出要放弃使命感。从85美术新潮开始，到后来的珠海会议，大家用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使命感”，好像我们做艺术不是为自己、为艺术，而是为国家、为人类，这是很荒诞的事，我们身上没有这种责任，如果说有的话也是因为我们对艺术本身有兴趣，和使命没有关系。
这场运动，我从来不投入
《21世纪》：你怎么看待85美术新潮？
张培力：“85新潮的主要影响和意义在于它开拓了一种官方艺术以外的艺术语言，它的真正价值在于争取艺术家的权利，让人们意识到官方艺术以外还有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存在，在这之前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个面孔，是官方的被模式化的东西。其实85新潮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明确的思想，那时候有点像抗战，不同的思想结成统一战线，相互之间的差异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官方艺术。尽管我们和北方、西南几个群体的艺术态度都不一样，这些人在一起甚至会吵得一塌糊涂，但不在一起的时候大家面临的是一个共同的障碍。
《21世纪》：那个年代今天看来必然也有很多值得反思的东西。
张培力：非理性和冲动本身就是值得反思的，事实上，这种反思不是从现在开始，而是早在85时期就开始了。我有时候觉得我是一个叛逃者，在整个85美术运动期间，我不认为我是一个很投入的人，我也在做这些事，但一边也在怀疑自己。
我们回头去看80年代以前的西方艺术，每个时期的流派都有特定的艺术语言，非常清晰，但在中国的80年代是没有的。提起西方的印象派、后期印象派、超现实主义，我们马上可以具体想到一个艺术样式、风格，但提起中国80年代，虽然好像有很多流派，但与艺术语言都没有关系。可以说它把原有的罐子砸碎了，但没有做出新的罐子。事实上，那时候搞艺术的人很多，一开会乌鸦鸦一片，但最后沉淀下来的、被人们记住的还是那些有自己独特艺术语言的艺术家和艺术品。在当时，人们关心的不是艺术语言，开会讨论的都是哲学，是政治、社会，都很玄、很抽象。艺术家真正开始关心艺术语言、关心个人经验是在89现代艺术大展之后。我认为85时是非理性的，89之后才是理性的。
王广义：“浪漫点说，那和我的青春相关联”
这些年，提起王广义，人们常常要从拍卖说起。凭借《大批判》系列蜚声海内外的他，90年代中期以后作品价格在国际画坛一路走高。然而今天在“85美术新潮”的展览中，在王广义的名字下面，我们看到的不再是熟悉的政治波普作品，而是《凝固的北方极地》。
1985年王广义参与创办了“85新潮美术”中最重要的艺术团体之一“北方艺术群体”，并凭借系列作品“凝固的北方极地”一战成名，那时，他还是个典型的文化乌托邦主义者，幻想着能通过艺术找到一条文化救赎之路。而在89“现代艺术大展”前后，曾经高举“理性绘画”旗帜的他却走上了另外一条艺术道路，一系列政治波普作品把他的艺术生涯带上新的高峰。
翻过20年的时光，王广义终于找到了一个新的哲学语汇来定义自己的艺术道路，那就是“无立场”。
当代艺术还处在一种半地下状
《21世纪》：“凝固的北方极地”是你在80年代的成名作品，你当时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创作的？
王广义：这个作品实际上是一个社团的产物，和我们北方艺术群体很有关系。那时候我们有个模模糊糊的文化妄想，觉得北方极地可以产生奇迹，应该是静穆的、崇高的，这个作品和我们那个艺术团体的讨论有关系，也有意向那个方向靠。到后古典系列就不太一样了，《红色理性》等作品表达的是我对文化史的看法，更加个人化，是我艺术的另一个阶段。
《21世纪》：1986年的“珠海会议”是当代艺术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集会，对于这件事后来有很多版本的说法，而且它对你个人的生活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能谈谈那时候的情况吗？
王广义：那时候我刚调到珠海画院，当时画院为了扩大知名度，决定花30万邀请全国的著名画家为画院成立举办一次高级别笔会。当年，一个地方单位要办一个全国型的活动必须与国家级机构合办，我来到北京，找到当时在《中国美术报》担任编辑的栗宪庭，栗宪庭找到社长，这件事情很快就促成了。当时我们自己组成了一个机构，我、张培力、舒群，我们都是评委会的副主任，名单拟好之后，《中国美术报》盖的公章。
我们邀请到全国知名的美术界名人和全国各个艺术团体的成员，在珠海召开了三天的“85美术新潮大型纪灯片展”，这场会议完全是一场当代艺术的峰会。会议中途，珠海市文联就发现这件事和他们想像的完全不同，他们原先的想法不过是让那些著名画家为官员们画些山水画，但当时他们可能还搞不清楚这帮人是怎么回事，所以会议还是开完了。这件事对我的直接影响就是导致我失业，但在艺术史上，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次集会。
《21世纪》：当时，当代艺术是不是还处在一种半地下的状态？
王广义：对，说半地下比较准确。珠海会议之所以能开成，也和当时文艺界的气氛有关，那时候大家对当代艺术的态度还比较开放。后来《中国美术报》还用了几个整版的篇幅来报道这件事。
艺术应该和我的生活有关
《21世纪》：89现代艺术大展对于你好像特别重要，在这之后，你的艺术风格发生了很大转变，当时是什么触动你发生这种转变？
王广义：那时候我想了很多问题，最后我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艺术应该和我的生活有关，否则我会没有什么感觉。此前我画的《北方极地》系列和后古典系列，无论别人说好还是不好，我的感觉是他们和我还是隔得很远，是一种二手经验的产物，是我想像中的文化的一个问题，不是我的直接经验，当我为现代艺术大展创作的时候，我找到一个和我的成长整个相关的东西。
《21世纪》：在89现代艺术大展前后，你提出了“清理人文热情”的观点，这和你艺术风格的转变也有关系吗？
王广义：这个观点提出是在1988年的黄山会议。当时很多搞艺术批评的人常常把一件作品无限放大，假如一件作品引起关注了，有批评家来阐释这件作品的时候，常常说一件作品包括了人类的文明史、哲学史，把黑格尔等等哲学都说进去了。最初我是特别喜欢这种描述的，但后来我感觉有点不对了，我觉得这种人文热情的大量投入，导致了一种幻觉。这也是我艺术上的转折点，我认识到艺术可以和哲学没关系，但它必须和我的生活有关系。
我的艺术道路就是“无立场”
《21世纪》：这样看来89现代艺术大展对于你来说，其实是对80年代的一个告别。
王广义：是的，是对80年代的告别，90年代我的创作就完全不一样了。其实一直以来，我都希望能找到一个词来描述自己的感觉，原来也用过一些比较模糊的词，比如“中性态度”、“中立态度”，但总觉得不准确。后来偶然看一本哲学书，发现我所要找的就是那个词——“无立场”。现在回顾，我整个的艺术道路就是“无立场”，包括《被工业快干漆覆盖的名画》以及后来的《大批判》，立场其实是很模糊的。我不是要反对什么、批判什么，或者要什么不要什么。当然在无立场状态下做出的作品，容易造成误读。所以对于我的作品总有这样那样的说法。
《21世纪》：你从“北方极地”开始的作品都可以用“无立场”来概括吗？
王广义：应该是这样，但更准确的说法是从后古典系列开始的。比如《红色理性》，现在来看从观点上我是没有立场的，人们可以从多种角度阐释，什么都可以说，但事实上，我什么都没说。
《21世纪》：你怎么评价自己在80年代的这些作品？
王广义：对我自己的艺术历程，这个阶段当然非常重要，浪漫点说，那是和我的青春相关联的。从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历史来看，很客观的说也确实起了很大作用。
《21世纪》：对于整个“85新潮”，你怎么看？
王广义：有人把它称为“文艺复兴”，我觉得称为“奠基”更准确，是为中国当代艺术“奠基”。赶巧了，青春时代我们参与了打造这个伟大的基石的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