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长聘请当代艺术家教学是一场“闹剧”？院长因聘请当代艺术家教学而被解雇也是一场“闹剧”？没错，就在今年一月上旬，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国际传媒设计学院院长王纯杰突然被“解除”职务，而理由正是因为他邀请当代艺术家当教师。
清华大学教授、艺术家陈丹青宣布正式辞职，留下一本《退步集》便黯然离开清华园是2007年初的事情。当时因为“人文艺术学科的外语考试、政治考试，严重阻碍并扭曲艺术教育的品质与性质”和“人的才气、性情、素质，统统变成了表格数字”，所以陈丹青的一句“我不想再玩下去了”就让中国当代艺术教育的问题在公众视野里“炸锅”了。今天，则是“艺术家来上课会改变方向”，而使得一位由大学任命的学院院长被学院的外方理事会成员以非正常程序免除了职务。正所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孰是孰非也许得让最终的真相去解答，但是事件的发生则不是几句愤懑之语便可以尽释的。关于中国艺术教育的当代进程的种种争议，或许早已成为了陈词滥调，但在一个僵化的体制之下，置身于一个似乎无法逾越半步的“雷池”之外，就不难理解已是花甲之年的吴冠中为何还会一派桀骜不驯地频频喊出“我对美术教育很失望”等狂狷话语。
2002年北师大在珠海建立分校，2003年建立国际传媒设计学院。一开始是与德国某职业学校合作举办的非学历非学位的课程项目，2004年才发展到本科学院，任命了香港来的王纯杰担任院长。期间王纯杰邀请了许多在国内十分活跃的当代艺术家和设计师到学校任教，也邀请了一些著名的世界大师前来讲座。对于这种在国内少有的具有创造性的教育方式和办学思路，院长王纯杰认为“是对中国应试教育的一种强力反动”。像严磊、陈邵雄、郑国谷、陈再炎、杨勇、黄小鹏、蒋至、储云、朱加、徐坦等一众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到来，改变了中国艺术教育的工厂式大生产模式和标准化培养模式，他们让刻板的师徒制施教过程变成了一种“自由交流状态”。
当教学变成了一种毫无保留的、开放的交流，学生的创造思维与理性认知自然获得了最大限度的解放和启发。著名的国际独立策展人侯瀚如先生就曾说过：“艺术发生在现实中，在大街上、在人群里，远远超越出课堂的范围……艺术没有一种方法可教。但你可以用你的身体、你的思想、你的心灵去领会，直到一种新世界观的呈现……能够把这教给你的就是好的艺术教师。”在北师大传媒设计学院，王纯杰正是提倡这样的新的艺术教育方式，并将之实施于教学过程中去。这使得学院的气氛异常活跃，学生在学习中同时也广泛地与最前沿的思潮接轨，更好地将对艺术的认知过程与当代生活的大环境相结合。受邀参加广州三年展，正是一个传统教育体制模式下所没有的机会。从中，学生零距离地获得了一个具有创造性、挑战性的艺术交流平台。当代艺术家的进驻，他们在艺术创作中的个人体验和集体经验有效地融入到学生的学习与日常生活，这就像一种生命力，一种让陈腐的思维模式发生转变的生命力。
也许，一个好的艺术家未必一定会是一个好的艺术教师。当然，同样也未必不是。因为一个学生接触到的教师如果能够同时是一个活跃的、战斗在第一线上的当代艺术家，几乎可以肯定：这是一件好事情！至少，他的教育意义远远超出课堂本身。除了教授具体的艺术观念和创作能力，他的存在，更重要的是让今天数量过多的艺术学生们看到一种使用想象力而不是体力来谋生的可能性。
偏偏这就是中国艺术教育一直所欠缺的。体制之下，更多的是向学生教授一种谋生手段，这样的前提导致了强调社会“共性”的误区出现，有时候甚至达到了“千人一面”的效果。在这样的影响下，很多学生并不具备基本的思辩能力，更不用谈“个性”了。当代艺术家郑国谷在北师大传媒设计学院授课期间，就曾针对这个问题来设计了一个课目：将一个影像分割制作，让学生每人绘画其中一小幅，每人绘画中保持个性，又能够考虑自己一幅画与四周画面的关系和连接，30人30幅画组合成一幅大画面。如此一来，学生在掌握一个专业知识的基本训练的同时，又可以彰显出各自不同的特质与取向，也培养了学生一种对大局观的平衡能力和独立的思辨能力。现在的艺术学生人数因为扩招而大大增加，他们当然不会都成为艺术家，而社会也并不需要这么多的艺术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毕业之后将会进入广义的文化产业，或者说创意产业。但是不管结果是什么，个人的创意能力、团体意识、自我管理的能力、对于专业格局的反思比照能力、执行和监控整个工作流程的能力等等都是必不可少的，而这也是现今的艺术教育体制所忽视的环节。让学生进入一种真实的生活与工作状态，在郑国谷那具有引导性和模拟性的教学方式下，他的学生对社会使用能力以及对艺术的解读能力都应该是更值得期待的。
在当年，黄宾虹、潘天寿、齐白石等大师无一不是美术学院的教师，而今天聚啸江湖、呼风唤雨的出名的艺术家大多数不在美术学院中任教。“职业教授模式”的状态使得如今的中国艺术教育成了一种缺乏活力的模式化框架，这种变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美术学院的教育和当代艺术实践的脱节。与一般艺术教师不同，当代艺术家在面对学生的同时，还活跃在艺术创作以及各种艺术现场的最前线，这对“高墙”里头的学子来说绝不仅仅是一个榜样，更多的情况是，他们利用了各种机会去领着学生走出课堂，提高了传统教学中所欠缺的参与性和互动性。这些开放式教学活动很好地让学生处于各种艺术与社会的碰撞和交流当中，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模式化带来的“标准”和“统一”的弊端，推动了学生的自我思考，自我培养和多元发展，以此寻找与创造适合自己的艺术方式和艺术理念。
请大牌艺术家当教师，在国外可是见惯不怪的事情，过去就有大名鼎鼎的波依斯，而现在则有同样来头不小的瑞哈德·里希特。当然，像波依斯在1972年带领着54名未被录取的申请入学者占领了学院秘书处而被杜塞尔多夫美术学院开除的事件，只能是作为另当别论的个案。也许是他对“扩展的艺术概念”的过度诠释并不适合教师的身份，但他的新观念确实让艺术教育不得不重新去审视自我，也使得学生对艺术的认知有了新的视野。另外，在开创了现代艺术与设计教育体系的德国包豪斯设计学院，当时的格罗庇乌斯院长就找来了9个欧洲最有创新改革精神的艺术家，组成了首批的核心教师队伍，其中包括了抽象派大师康定斯基、克利、伊顿等等。这种大胆的尝试，让包豪斯设计学院在以后取得了傲人的成绩。
在王纯杰被解雇事件的背后，更值得我们反省的是：当代艺术家给学院带来的宝贵资源是不是被忽略了？课堂上的短兵相接，课堂外的言传身教，当代艺术家的介入对于当下我国艺术教育与当代艺术发展所存在的“断层”，的确带来了一次显性的转变。具有实验性的、创造性的、开放性的教学方式，也许还存在着种种不足与缺陷，但若不积极地去平衡和发展，甚至还给予打击的话，那么中国的艺术教育体制只会越来越偏离时代的轨迹。试想一下，若干年后，在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艺术家”们会站在一个怎样的历史舞台之上？反之，会否又是另一番景象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