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日起,广州博物馆史上最慷慨的捐赠者之一杨铨捐出的一批珍贵文物,在广州陈家祠与观众见面。展览现场,战国时期四山镜、清康熙养性殿彩墨等价值连城的文物,让不少观众唏嘘不已:“是什么力量,让建国初年的大收藏家们将自己的毕生珍藏倾尽而捐?”

    与此同时,将于年底开放的省博新馆正进入到最后的文物征集阶段,但记者意外发现,向省博新馆捐赠文物的私人收藏家屈指可数,捐出的文物无论是数量还是档次上都与当年杨铨等人的义举不可同日而语。“甚至有人捐赠还讨价还价,博物馆至少还给捐赠者本钱吧!”省博保管部主任刘金宏告诉记者。

    “杨铨将自己40年收藏的全部文物,分8批无偿捐献给国家,没有留一件给自己的子女。今天还有人能做出这样的事吗?”陈家祠馆长李卓祺的疑问,在文博界引发了一系列反思:文物允许市场流通后,如何刺激私人藏家捐出自己的宝藏?国有博物馆不准参与文物买卖,如何阻断私人流通地下出土文物的格局?百年之后,私人博物馆里的藏品除了被馆主的后人拍卖,能否流入国有博物馆?

    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著名文物专家、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南京博物院院长徐湖平以及广东文博界的专家。

    故宫修建功德榜引发的波澜

    如今,故宫博物院景仁宫捐赠文物纪念专馆的“景仁榜”上,赫然刻着数百个建国后捐赠文物者的名字。但4年前,故宫计划修建“功德榜”时曾在业内引发过一场轩然大波。

    南京博物院院长徐湖平回忆说,当时故宫的私人捐赠已经暴露出一系列问题:一些曾经无偿捐赠过国宝的人去世后,他们的子孙又找到故宫,有的想请故宫帮忙找工作,有的为了要些补偿费,有的甚至还索要父辈捐出的文物。“修建‘功德榜’作为一种折衷的办法,背后隐藏着国有博物馆在接受私人捐赠时遇到的尴尬境地,这一问题现在是愈演愈烈。”

    2009年4月,广州陈家祠,杨铨半个世纪前捐赠的文物重新亮相,曾轰动海内外的文物捐赠,至今仍是陈家祠“看家底”的一批文物。陈家祠1959年的老馆长何民本今天仍津津乐道地谈起当年的捐赠。“为了争取杨铨所藏的文物,郭沫若亲自去香港做他工作,当时还有英国一家博物馆出高价,但杨铨最后选择捐给了祖国。”何民本回忆说,作为“回报”,文化部特颁杨铨“热爱祖国”奖,他还被邀请赴京参加了1959年的建国十周年大典,广州方面则特别在华侨新村赠送了他一幢别墅。

    私人捐赠文物的几段佳话,像是被定格在过往时间的盛景,在文博界人士口中夹杂着“今非昔比”式的感慨。民国大收藏家张伯驹,为了买回《游春图》债台高筑。就算遭遇土匪绑架勒索,张伯驹也不肯变卖宝贝,留下一句“宁死魔窟,决不许变卖家藏”。就是这个“把文物看得比命更值钱”的人,建国后把《平复帖》和《游春图》等国宝全部捐给了国家,最后仅留下一个奖状。

    广东省博物馆正在为新馆筹集文物,保管部主任刘金宏告诉记者,近年来向国有博物馆捐赠文物的人数和档次都在下滑。“为筹建省博新馆,我们已向全社会征集了5年文物,可私人捐赠的珍贵文物寥寥无几,大部分仅仅是一些海外华侨画家捐出的自己的作品。”

    “解放初年,大家对文物的认识比较单纯,认为把文物捐给国家是一个很好的归宿。文革后政策规定把这些文物归还给本人,有些人可能就不用直接捐赠给国家了。”徐湖平分析说,私人捐赠今不如昔还有一个很大原因是,过去文物不值钱,齐白石一平方尺的画才8块钱,现在价值几十万了,巨大市场利益诱惑下,很少人会再愿意捐赠给国有博物馆。”徐湖平说。

    陈家祠陈列部何慕华说,建国初年文物捐赠通常是大手笔,比如中山大学教授商承祚捐出了毕生所藏的青铜器。“那个时候文物捐赠的回馈通常只有一纸奖状,但信奉一条‘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捐赠的人很多,大多数是一些文人。可随着这几年文物市场意识的开放,民间收藏家已经不再热衷向博物馆捐赠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