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加索是举世公认、家喻户晓的艺术大师，但并非所有的人都对他心悦诚服。毕加索的私生活是一部有趣的爱情小说，一生女人无数，喜新厌旧。毕加索不仅对女人，对艺术也同样是喜新厌旧。
出身绘画世家的毕加索自幼就具有超人的才华，他16岁起，先后考入西班牙的最高美术学院、马德里的圣斐迪南皇家美术学院。学院的死板教育，使他对传统画法失去了信心。而印象派的革命，吸引他要去世界美术新潮的中心巴黎闯一闯。毕加索认为艺术是悲哀和痛苦的产物，悲哀令人沉思，而痛苦是生命的本质。1905年毕加索来到法国以后，特别是费尔南戴·奥利维埃的出现，使毕加索的调色板逐渐由冷酷的蓝色调转到温柔的粉红色调，24岁的毕加索步入了“粉红色时期”。在“洗衣船”栖居期间，毕加索的交际甚广，认识了很多艺术家、诗人与文学家。他此时虽然贫穷，却有丰裕的精神生活。毕加索以新鲜的题材及表现方法，来取代忧郁绝望的“蓝色时期”，作品中出现了满足短暂温饱的人物，优雅单纯的线条取代了以往沉重的扭曲形态，淡蓝色与玫瑰粉红色的轻快调子取代了深沉的蓝色。“粉红色时期”的主要代表作品有《站在球上的杂技演员》等。毕加索“粉红色时期”持续得很短，只有一年就结束了。
《亚威农少女》的问世，真正完成了由传统绘画向现代绘画的转变，因此，《亚威农少女》不仅是毕加索一生的转折点，也是艺术史上的一个巨大突破。它是现代艺术的分水岭。正是这些可爱的亚威农女子们，以她们那奇特的芳姿第一次把艺术带入新世纪。不过这幅画最激动人心之处不是它的主题，而是它那激烈的形式错位。它彻底否定了自文艺复兴以来以表现三度空间为主要目的的传统绘画。断然抛弃了对人体的真实描写，把整个人体利用各种几何化了的平面装配而成，这一点在当时来说，是人类对神的一种亵渎行为。同时它废除了远近法式的空间表现，舍弃画面的深度感，而把量感或立体要素全部转化为平面性。立体主义带进绘画里来的不仅是新的空间，而且甚至是一种新的量度——时间。
这幅画对艺术界的冲击非常大，展出时，蒙马特的艺术家们以为他疯了。马蒂斯也说那是一种“煽动”，也有人说这是一种“自杀”。有人感到困惑不解，有人怒不可遏。只有布拉克这位受到塞尚影响的画家虽深为惊讶，而且他知道另一种艺术的形象已经诞生了。
也许，毕加索真是一个“罪魁祸首”，正是他在艺术上的喜新厌旧，才使20世纪的西方艺术告别传统，告别旧艺术，带来了一个新的艺术世界。否则现代艺术究竟是什么面貌就很难说了。其实这种喜新厌旧并不仅仅局限于艺术，它是人的天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标志。人类的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都是人类喜新厌旧的结果吗？
毕加索在艺术上的喜新厌旧已无需过多赘述，但艺术上的喜新厌旧要具体分析，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波浪式的，物极必反这似乎也是一种规律，当西方现代艺术发展到登峰造极时，鱼目混珠，泥沙俱下，也就必然成了艺术上喜新厌旧的一种“负”产品。对待艺术创作，不仅是毕加索，几乎中外所有的艺术家对待艺术创作都是在喜新厌旧、破旧立新，以“反传统”的方式在发展传统。但艺术创作和艺术作品是两回事。杜尚给“蒙娜丽莎”的脸上画上小胡子，以此嘲弄传统艺术，但那只是一件复制品，真正的“蒙娜丽莎”还是安然无恙地陈列在法国卢浮宫，是卢浮宫的镇馆之宝。那些出土文物，真是“老掉牙了”，但人们却都视为珍宝。这些珍宝也只能陈列在博物馆里，让人们去回味人类文明的足迹。当然也有例外。如果用喜新厌旧来套中国的艺术，很多人一听就会忧心忡忡，这可以理解，中国有数千年的文明史，所缔造的传统凝聚着“中国式的智慧”，否定传统不仅有伤我们这个民族感情，而且人类文明的前途也是可悲的。有些艺术门类如中国的书法，至今也无人能超越王羲之，柳公权、褚遂良、颜真卿……因此不能抛弃，只能老老实实地继承。但就整个中国艺术而言，陶醉并固守传统，只能守旧，不能创新，不同样是一种悲剧吗？即使是历史积淀下来的中国画笔墨基本功，艺术史上不也是在传承中发展吗？连石涛都说“笔墨当随时代”，这不也是喜新厌旧的另一种说法吗？特别是在当代，如果能把东方的智慧、明哲、超脱与西方的活力、热情与大无畏精神融和起来，我想肯定能出现一种崭新的新文化。人类文明总是在辩证地向前运动，有失就必有得。故笔者从旁观的角度，信手随笔地走进毕加索的艺术世界，借题发挥，目的为了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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