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敬重的人:已故艺术家，名单很长，就不说了吧

最喜欢的下属:没有下属

对家人最想说的话:平安、健康

最得意的事:没有上过中学与大学

成功的路上帮助最大的人:家人、师友、还有我自己，但在“路上”时，不会想到“成功”二字。

最喜欢的工作方式:独自工作

对成功的定义:有尊严地失败

座驾:自行车

   休闲方式:工作就是休闲这样的问题，这样的回答。你觉得被访问者是个怎么样的人呢？平常——因为他的座驾还是自行车？桀骜——因为他居然以没有上过中学和大学为荣？反叛——因为他对成功的定义居然是有尊严的失败？这就是陈丹青，一个敢想敢说的男人，一个著名的画家，一个教育的叛逆者，一个……

一个上海“右派分子”之子

陈丹青的经历，和经过文革有成就的人差不多。

   他的祖籍在广东台山，1953年的时候生在上海。才4岁时，父亲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不过，这个时候他的生活并没有特别大的变化，直到“文革”:从1968年开始，陈丹青开始学油画——白天画毛主席像，夜里临摹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的作品。不过，那场“史无前例”的风暴，也终于扫到了小丹青的家。家里的书籍、画册被一扫而光:“我记得那些临摹米开朗琪罗的男裸体纸片，抄家时被抄走了，有趣的是，我不觉得画毛主席像和临摹裸体画有什么冲突，上海人那时似乎坦然过着双重生活。”

家里的很多东西没有了，不过思想通达的父亲却劝陈丹青说:“别难过，没有画册临摹，到公园、马路去画。”

  一次，接受改造的父亲打扫卫生时，在垃圾箱拾到一张扑克牌，背面是彩色浓重的油画，这是俄国画家的一幅作品——《意大利姑娘》。父亲拿回家送给了陈丹青，陈丹青花了几个星期的临摹，竟也画得栩栩如生。

  “红卫兵抄家，反而把以前很难见着的外国小说、画报、画册，给散到社会上来了，我们读民国时期翻译作品，英美法俄的古典文学，听古典音乐，当时流行傅雷翻译的《艺术哲学》，我看不懂，不过里面有美术史的黑白图片，我可半懂半不懂的看着。”说起当时的日子，陈丹青还自得其乐的这么回忆着，那段日子，艰难中也有快乐。

一个窜来窜去的单纯知青

  很快，陈丹青就在1970年到了江西宁都插队。白天，和农民一起劳作，晚上或阴雨天，一有空隙，便掏出随身带着的抄本，把山村中的人物山川一笔笔记入他的抄本。

  回想起当时的生活，陈丹青觉得很有“意思”:那时没电话，都骑自行车找来找去，对方不在家，就等着，聚集起一堆人就臭聊，互相传看最近的画:“我现在还怀念那种生活，特别单纯，没有诱惑。没人知道画能卖钱。我们最最兴奋的就是技巧。”

  “文革”中的陈丹青并不安分，1974年:北京办了个美展，他向家里要了40块钱，从江西混票到上海，然后换火车到北京看全国美展。在他看来，第一次上北京就像后来到纽约、到巴黎，而走进中国美术馆就像走进卢浮宫，一泡一整天，赖在几幅画前，沉迷不知归时。

  高手总有闪光的一天，当了几年知青之后，他的艺术天分也显露了出来，后来在朋友的推荐下，他得到了到江西省文化工作室暂时“帮忙”的机会。

  好运似乎一下子挡不住了，有一天，一个爱好油画的外宾来江西参观，被陈丹青的油画迷住了，竟称这个小伙子是他的老师，还要请陈丹青给他画肖像。

  陈丹青不敢怠慢，请示了上级。因是外宾，上级只好答应，只是有个规定:不准主动问话，画时尽量快些。丹青照办。

  人们也许以为荣誉与幸福即将降临到丹青身上，可是等待他的是，送走外宾的第二天，一个没有原因的通知发给了他，回去吧，这里不要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