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忠国先生：文革不该彻底否定吗？

   一、缘 起

    无意中发现，在“乌有之乡”网站，田忠国先生有一篇文章，题为《致否定文革的网友的一封公开信》（以下简称《公开信》），信中明确阐明他是文革的赞同者、赞扬者。但文中涉及的却主要是笔者，缘起是笔者曾在田忠国先生《再批王占阳》一文后留言评论发表了不同的看法，所以这封公开信实际是针对笔者的；当然，从《公开信》文题看也包括针对所有赞成否定文革的网友；由此及彼，自然也包括了针对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所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因为《决议》在对毛泽东进行了客观的实事求是评价的同时，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点击：资料来源 / 新华网）而田忠国先生在《公开信》中说：“官僚体制是人类社会中的不治之癌，中国没有解决，……世界各国都没有解决这一问题，唯一曾经解决的是文革时期”，“否定文革，其实就一个目的，保护官僚体制。”田忠国先生对对文革的肯定和赞扬可谓溢于言表。

    对《决议》上述分析。笔者—— 一个经历了文革但并未参加任何派别斗争的人——无疑是赞同的。

    本来，在网络上发表言论，有人不赞成或批判，这很正常，可以回应，也可以不去管它。但《公开信》涉及不仅仅是笔者对田先生文章的一点评论，而是一个关乎中华民族命运以及价值选择的大问题——即对文革持何种认识态度的问题——这就使笔者不得不说上几句。其实，认真阅读《决议》对文革的分析，那已经非常透彻了，本无须再说什么。但由于当下似乎对文革持肯定态度的言论虽不普遍，但也绝非个别，似乎可看作一股小小的思潮，似朗朗天空飘来的一片云（不想说“乌云”），所以想想，还是罗嗦几句。

    二、《公开信》作者为何赞扬文革？—— 一种对文革的错误解读

    从《公开信》可看出，田忠国先生赞扬文革，是因为他觉得现在人民的权利没有得到落实，没有做到“民众主导”。请看《公开信》说到：“现在越来越证实，没有民众的民主权……”，“中国要想有良好的发展，就必须重新认识文革，并再次让民权主导中国的发展，这是人类社会的不二选择。因为，人类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一个以剥削民众为主体的制度机制，而不是由民众为主导的制度机制，必将被人民的共同意志所击溃。”除了文革问题以外，如果就中国当今公民民主权利没有得到很好保障这一点来说，笔者与田先生并无观点的根本对立。中共领导人也一再表示要坚定不移推进民主政治的建设，“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见十七大报告）

    （1）从未见毛泽东有“以民权治国”之主张

    田忠国先生（也许还有一些人）因当今公民民主权利保障的不充分，便认为文革是个好东西，认为毛泽东是主张所谓“民权”的。这似乎有些拍脑袋想当然，实在是太大的误解。为何《公开信》少言“民主”，却是使用怪怪的“民权”和迄今为止学术界及世界各国解释莫衷一是的“民众主义”？《公开信》公然宣称：“毛泽东以民权治国，所以才有文革”。毛泽东主张“民权”吗？我们为何只看到毛泽东写过《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章，从来未见毛泽东有关于“民权”及“民众主义”的专门论述？其实，“民众主义”和“民粹主义”、“平民主义”在英文中是同一个词，即populism ；至于如何评价，本文暂不涉及，因为它应当是另一篇文章的事。既然说到文革、毛泽东，我们还是用“民主”这一比较符合逻辑思维同一律的说法。为了遵循思维的逻辑规律，本文只能使用“民主”这一概念，而且笔者不想更多地在概念、主义上兜圈子，多用事实来说话。

    （2）文革是为反“官僚体制”而发动的吗？文革所用方法可称为“民主”或曰“民权”吗？

    先说说文革以前。毛泽东确实多次谈到过民主问题。但民主在他那里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操弄于股掌的神物，运用得出神入化。他任意利用了中国人民对共产党的信任和爱戴——当需要时，某种“民主”就来为他的需要服务，让大家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当不需要时，就拿来了“反右斗争”等另一种“民主”——让“人民”整出55万多曾响应号召帮助党整风而“鸣放”了的“右派”（或许“整对了”几个？几十个？天知道）。
    文革前，当毛泽东发现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真、彭德怀……等一些曾与之患难与共的老战友对他的某些错误做法、想法有些许不同看法时，毛泽东一方面也认识到自己某些想法和做法出现了失误，另一方面他无法容忍同僚的批评而影响他的绝对权威（这在他的《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有明确的表白），他又拿来了“民主”——在他的号召下，文革中“人民奋起”打倒了刘少奇、邓小平等全国各地各级一大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然还有很多“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使他的“革命路线”保有绝对权威，从而消除了所有不同的声音，使他的“革命路线”保有绝对权威。我们不禁还要问：文革中蒙冤被斗乃至被整死的更多难以计数的知识分子如老舍、吴晗、傅雷等也与“官僚体制”挂边吗？

    《公开信》说：“毛泽东以民权治国，所以才有文革”——是这样吗？文革中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等是全国人民意愿的真实表达、自发表达吗？一般民众中有几个人知道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罪恶”？而有事实证明刘、邓确实是“官僚体制”的代表，有“罪恶”，应该被打倒吗？当毛泽东八次接见数千万红卫兵小将，天安门广场红旗跃动，“万寿无疆、万岁万岁万万岁”之山呼此伏彼起时，有几人知道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含义和最终目标？这样并非人民自发的真实意愿的运动是“民主”、“民权”的体现吗？当全国人民头一天还在“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第二天立刻转为声讨“叛国投敌的林彪”时，这些都是民意的自发表达、真实表达吗？（连刘少奇本人等许多中央重要领导人在文革之初也闹不清毛泽东发动文革究竟要干什么，人民的真正理解从何而来？）

    《公开信》说：“官僚体制是人类社会中的不治之癌，中国没有解决，美国没有解决，世界各国都没有解决这一问题，唯一曾经解决的是文革时期，但又被中国的官僚体制否定了”。难道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是为了解决中国的“官僚体制”吗？有什么事实可以证明刘少奇、邓小平等是文革前中国“官僚体制”的代表呢？毛泽东有什么论述证明他是为了解决中国的“官僚体制”而发动文化大革命呢？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就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说，也有一系列当年的文件可以佐证，毛泽东是为了“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睡在他身边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等，铲除这样一个莫须有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而从未有“官僚体制”一说。文革的核心是领导权问题，把那些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下去。这在文革的文件中已经阐述得非常明确了。（有兴趣的可以点击浏览、看、听本文末所附的相关资源）。1967年8月5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毛泽东一年前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并发表社论：《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社论说：这张大字报 “使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豁然开朗了。原来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存在着两个根本对抗的司令部。一个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个是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这就是文革的本质！而文革以后呢？田先生所说的“民权”以及民生又有多少改善呢？人民真正在国家大事中“当家作主”了吗？从1965年1月的三届全国人大到1975年1月的四届全国人大，两次全国人大整整相隔10年，国家的民主生活已经丧失殆尽，这其间，人民的所谓“民权”如何体现出来？

    （3）文革中的所谓“民主”是被利用的取消法制的无政府主义泛滥成灾

    文革中“民众”确实被诱导起来了，可那是怎样的一种“民权、民众主义”呢？文革的最初几年，全国为何出现了类似“内战”的大规模武斗？两派都宣称是“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结果使数千万人死、伤于无谓的争斗！重庆至今尚存而长满杂草的红卫兵公墓中那些无辜牺牲的少年、青年（点击/图）——他们以及更多死于文革武斗的“民众”已被人们淡忘，然而，他们的死价值何在？谁造成的？
    田先生文革中看过两派“革命群众”所办的被对方在武斗中杀死的无辜群众的“尸展”吗？看过那些血淋淋的人体器官吗？看到过两派在武斗中一些人被对方的长矛刺穿胸膛或饮弹身亡吗？看到过武斗中无辜被杀戮的群众暴尸街头无人认领而腐烂的惨状吗？看到过武斗中正在大街旁小心翼翼走过的百姓不幸被流弹击中的情景吗？看到过解放军为了制止武斗而赤手空拳死于武斗战场令人痛心的场面吗？而这些，笔者都曾在故乡和其它城市亲眼目睹或经历，笔者本人就曾险些在街边行走时死于两派武斗的流弹。这些，难道就是田忠国先生所赞扬的文革中的“民权”或曰“民众主义”？这些都是为了“解决官僚体制”问题？都有利于解决“官僚体制”问题？
    文革中，任何人可以凭“革命”的名义戴上某种“红色标志”纠结一批人去抄另一些人的家，然后把抄来的物资或占为己有，或一把火焚烧，可以任意捆绑自己所认为的“革命对象”（绝大多数并非官僚）对其毒打、侮辱、斗争，有何法制可言？人民权利有何保障？这就是田忠国先生向往的“民众主义”？

    （4）文革中毫无民主（或所谓“民权”）可言

    文革中，即使昨天还是“革命群众”，但今天可能因为口误而喊错一句口号、在政治标语中写错一个关键的字而被斗、被捕乃至判刑，这难道就是“民权”的表现？中央文革小组也曾批过“血统论”（即“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但当一个有思想的高中生、工人遇罗克写了一篇论文《出身论》发表于红卫兵小报上，因此即遭到枪决，这难道是“民主、民权”吗？而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不说张志新，我们就说说李九莲、钟海源、王申酉……，全都是因言获罪——而他们的言论，与田先生当今公开与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叫板的程度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啊！然而，他们都被枪杀了！以田忠国先生的文章来看，如果在文革中，一定是公安部挂牌的大案，田先生可能两个头也不够杀呀！

    这就是文革中“民主”或田先生所说的“民权”。可那些被冤杀的人，没有一个是“官僚体制”的代表，绝大多数人连“官”的边儿也不沾！如果如田先生所说的，文革是个好东西的话，那正是胡锦涛总书记所说的“折腾”！那是由统治者发起和诱导的全民族“大折腾”，且毛泽东还说“过七八年再来一次”！中华民族还能再经得起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历史上罕见的折腾吗？

    三、当今问题所在以及与文革的不同和联系

    非黑即白、非左即右是中国人常常犯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毛病。看到当今公民民主权利没有得到保障、一些官员官僚主义严重，贪腐现象层出不穷，社会贫富差距拉大，于是就怀念文革乃至文革前的“均贫富、大锅饭”，就怀念文革时所谓“革命群众”可以任意揪斗走资派的场面。这种思维实在是太过简单了，或许这正是民粹主义的反映。

    官员贪腐现象虽然文革前并非绝对没有，但大大少于当今，这是肯定的。究其根源，既有田国忠所说的“官僚体制”的原因，也有社会客观情况变化的原因，而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不配套、权大于法是最主要的原因。对此，笔者在《“一肩挑”与“拆分领导权” 》一文中曾有分析，欢迎有兴趣的朋友拨冗一览，不赘。

    其实，当今问题与文革乃至文革前的问题实质是一样的，就是如当今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一切权利属于人民”这一法定的民主原则没有在实践中得到充分的实质性的贯彻落实，党的领导没有得到充分的改善，权力集中，特权无法受到制约和制衡，导致“权大于法”的现象普遍存在，总书记所说的“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还只是应然目标，与实际相差还很远。正如笔者曾在田忠国先生《再批王占阳》一文后留言评论中所说的“现在出现的问题和文革及文革前出现的问题，表面看起来很不相同，但究其本质其实都一样的——人民当家作主没有落实，民主权利没有保障——如果有所不同，也是五十步笑百步的区别。”

    虽然是“五十步”和“一百步”，但还是有区别的，而且这种“区别”来之不易。文革中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吗？文革中有民选（直选）村官吗？文革中见过有谁公开发表文章与中央文件、决议叫板吗？文革中见过有谁敢于批评《红旗》杂志（今日之《求是》）的文章吗？文革中见过公开尖锐地批评政府的言论吗？文革中有谁敢于对中共中央“一把手”的讲话发表丝毫不同的见解吗？而在今天的纸质媒体或网络上，尽管仍有言论的管制，尽管民众的舆论监督还很不畅通，但与文革相比，已是天壤之别了吧？如果在文革中，网络上、其它媒体中将有多少人会被视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而遭到捕杀，田忠国先生恐也难以幸免！我们能对此熟视无睹吗？只不过，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已经在拖拽、制约着改革开放发展的步伐，政治民主的推进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需要党中央加快实现胡锦涛总书记所说那些民主政治奋斗的应然目标。

    当今中国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应当改革乃至纠正的问题很多，有些问题确实非常严重，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但这不等于说“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的文革应当再来一次，我们绝不允许文革之僵尸还魂！笔者没有做过调查，但笔者相信，大凡经历过文革而对文革持肯定态度的人应当是少数又少数。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田忠国先生似乎把笔者划到了“精英”的行列。且看田忠国先生对笔者的谆谆告诫：“劝应先生多读读中国古代经典著作，那样就会多一点民众的情感”。笔者不懂为何多读中国古典著作就会多一些“民众的感情”？笔者要说的是，笔者本身就是一介草民，与“精英”无缘，教师是笔者永远的头衔而已，即使曾在大学讲过课，那也只是以往，而且是“客座”一阵子；更重要的是，笔者也非“先富起来”的一族，至今仍是囊中羞涩。所以笔者恰恰是田先生文中多次提到的极其普通的“民众”中的一员，与“精英”毫不沾边。而田忠国先生根据其自我介绍，觉得倒真可算作“精英”系列中人，且看：“中国智库（网）专栏作家、科学发展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会员，许多作品被收入国家创新重点文库……”与田忠国先生相比，笔者自惭形秽。继续加强学习，认真读马列，这是自然的，因为学习本来就是终身的事情。笔者想，田忠国先生也是需要终生学习的，比如逻辑的同一律问题等等，这一点田先生大约是不会否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