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荷兰当代艺术圈对于中国当代的认识非常少，收藏家们也兴趣缺失，虽然1993年有了第一个巡回欧洲的《中国前卫艺术展》，但是展览上也只有八十年代的作品，并不全面，一直要到98年方力钧的个展，荷兰当代艺术圈才算是第一次见到具代表性的中国当代艺术。当时大部分荷兰收藏家对于中国当代的反应无非是“庸俗”或是“不重要”，只有何凯思和其他极少数的收藏家对中国当代艺术产生兴趣，开始收藏。

　　虽然何凯思从1998年开始收藏中国当代艺术，甚至在出差的时候，他也会去找寻中国当代的身影，像是他第一张张晓刚的作品，就是在新加坡的画廊所购，但是何凯思真正来到中国，却是两年后的事了

　　继方力钧之后，何凯思夫妇陆续在其他中国当代的相关展览上，接触到杨少斌、岳敏君等艺术家，进而收藏他们的作品，2000年，何凯思从天然气公司正式退休，开始了他在中国的旅程。“在我到中国之前，我已经有一些中国当代艺术的作品了，我还记得我们到中国的第一天，空白空间的亚历山大邀请我们去一个开幕式的晚餐，那天晚上，我见到了方力钧、张晓刚，和许多我收藏作品的艺术家，虽然那是我们在中国的第一天，却有了像在家一样的感觉!”除了艺术家之外，那天晚上何凯思夫妇还认识了王莎冰(Sabina Wang)，王莎冰在何凯思日后建立中国当代收藏的过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她带着何凯思夫妇拜访许多艺术家的工作室，协助他们一起建立并且更加完善收藏。

　　2008年，在第一次看到中国当代艺术作品的十年后，何凯思在荷兰格罗宁根美术馆(Groninger Museum)的邀请下，策划了“写在墙上(Writing on the Wall)”展览，这是格罗宁根美术馆当年度以中国为主题的大型公众活动的一部分，美术馆希望何凯思能就中国当代的诞生和突破策划一个展览。虽然自九十年代起，政治波普因为强烈和具辨识度的符号性，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主流，但是何凯思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起源有自己的看法：“我认为真正的中国当代艺术开始于八十年代初期。文革结束之后，政治宣传画的功能和地位已经不如以往重要，再加上八十年代社会风气较过去更加开放，因此出现了一批以写实风格为主的艺术家，像是陈丹青、何多苓等，这些被称为‘伤痕美术’的作品，脱离为政治服务的角色，开始了以中国人真实生活为主要题材的探索，这是真正的中国当代艺术的开端。”

　　为了这个展览，何凯思邀请王莎冰共同策划，研究收集了上世纪八、 九十年代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写实主义作品，展览名称“写在墙上(Writing On the Wall)”，在英文文学里有上天显灵，在墙上显现对未来预言之意，展览中的作品多来自于何凯思的收藏，其中一张何多苓和艾轩共同创作的《第三代》，被选为展览画册的封面，在这张作品中，除了何多苓和艾轩自己的形象外，还有张晓刚、翟永明、刘家琨等当时在成都的年轻艺术家，如展览题目所言，画面里的所有人后来都成为中国当代文化和艺术界的代表人物，何凯思藉由策划这个展览，表达自己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观：“我认为这批写实艺术家在‘后89’的国际光环之下，在艺术史上的重要性被低估了，他们每个人绝佳的绘画技巧，令人惊艳!”。

　　从抽象表现主义的收藏，转到中国当代，这其中不光是审美的转换，还有对一整个未知文化的探索，何凯思说：“中国当代和我以前知道的当代艺术非常不一样，对我来说，一见钟情之后，我开始了对中国当代的研究，这个研究，不光是针对艺术，而是对整个国家、文化、语言的学习”，今年已经六十几岁的何凯思持续在学中文，希望有一天能和中国艺术家直接用中文交流。

　　从98年在方力钧的展览上第一次看到中国当代艺术的作品，十二年不到的时间，何凯思除了有自己的中国名字，还拥有了大约150件中国当代艺术品的收藏，当年大多数收藏家不看好的主题，已经被他走出了深度和知名度，何凯思在几个荷兰的艺术机构都策划过相关展览，成为在荷兰研究中国当代艺术的专家之一，长期耳濡目染之下，何凯思的大儿子也在北京开了家画廊。退休之后的他，前几年在北京买了房子，定期和妻子往返于中国和荷兰之间，当被问到这一切是不是有完善的计划，何凯思说：“没有，这一切都是一点一滴慢慢发生的，每一件事情的发生又会带动另一件事情。”何凯思和中国当代的缘份开始于一见钟情的好感，但是这份越烧越旺的爱，是他持续不懈地研究，以及努力做功课所换来的成果。收藏是一条靠对艺术的热情走出来的道路，想开枝散叶，没有努力浇灌施肥，哪有甜美果实可以尝。

　　王维薇：你选择艺术品的标准是什么?

　　何凯思：首先是作品的内容，它必须具备能吸引我的意义，再来是作品图像或是创作方式的原创性，它们必须是充满力量的表达。每次我看到一件作品，我心里会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件作品想要表达什么?这是关于什么主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