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书痴的读书习惯

　　周叔弢爱书、懂书、会藏书，同时拥有良好的读书习惯。这些习惯不仅影响了他的子女，在他人看来，更是值得每一个读书人谨记。

　　周景良回忆，周叔弢藏书非常讲究洁净、完整。周叔弢买书时，同一本书要买好几套：收藏一套；自己平时阅读一套；送给子女一套；送给朋友一套等。他看书之前，总是先把书桌反复擦干净，再把书平放在桌上；或者用一只手轻托书脊，端坐阅读。周叔弢告诫子女，读书时要牢记元代书法家赵孟頫所说的“勿卷脑，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作夹刺”的名言。而他自己每当看到有的人看书不知爱惜，揭页时用指甲斜着硬划，或者蘸了唾沫去翻书，都心痛得不行。

　　周叔弢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用在经营企业上。但他酷爱古籍善本，不断地搜求、购买善本书，钻研版本，把大部分的收入都用在了购买善本书上。所以，虽然他收入不菲，却没有用心经营他的财富，没有按照通常的规律积累发展而使自己更富。周景良回忆，周叔弢常告诫子女，说他“没有什么钱”，希望子女长大要自立，要自己养活自己。尽管是“没有什么钱”，但他却乐于支持子女上学，尤其支持子女买书。周叔弢认为长子读“四书五经”已很多了，但可能还有未读到的，就给他买一部陶兰泉刻印的《八经》，并题上字。他又给次子买了一部马叙伦著的《庄子义证》，并题字说此书偏于讲解字义，便于初学。周景良读中学时，因为喜欢《论语》，周叔弢就给他买了一部十册的《论语经正录》。他还给三个最小的子女买了二百本一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学生文库》。他用满屋子的书感染着子女，希望他们成为敦厚、朴实的读书人。周景良回忆，“我父亲在给大哥的信中曾说：‘人能笃实，自有光辉。’这种精神影响了我们一辈子。”

　　“周家私塾”的启蒙课程

　　周景良回忆，在桂林路旧宅的院子里，曾有一间独立的“书房”。周家子弟在进入正式学校前，都曾经在这间“书房”里接受早期教育。

　　周景良也曾经在“书房”里读书，由于前面几位兄长都曾经使用过“书房”，所以里面的一切陈设和用具都是现成的。“书房中有一个八仙方桌和一个书桌，除两大书架书之外，还有一套同文书局版的《二十四史》。书架上摆满了各种基本古籍。‘四书五经’之外，还有《资治通鉴》、《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十通’，有段注《说文解字》等等。这都是给老师预备随时查阅的。”在给周氏子弟讲课的过程中，图书会不断增加，“读哪部书时还要单独买来用”。周景良记得“书房”里的书桌面靠墙，墙上曾挂着一幅孔子像。书桌上除笔筒、砚台等“文房四宝”外，还有一条木板，约三厘米宽、一厘米厚、四十厘米长，被漆成朱红色，是预备给老师打学生用的。“老师向来比较客气，不会打的。我想对哥哥们也是一样。但放这件东西主要是表达主人对老师的尊重，是必备的”。

　　“最初是一位姓王的老师，冀东一带的北方口音，教我读《三字经》。学了一阵就换老师了，是什么原因我不清楚。”周景良在家中私塾老师的带领下学习《三字经》、《弟子规》、《孝经》、《论语》等。“学完《论语》后老师要迁居上海，不能再教我了，父亲觉得请不到合适的先生，所以我的旧式书房生活就停止了。”

　　档 案

　　周叔弢旧居

　　睦南道129号

　　年代：1938年

　　特点：砖木结构二层别墅式楼房，红瓦坡顶，硫缸砖清水墙面。建筑外形精巧别致，简洁大方。楼房和院落紧凑而又舒展，一楼是客厅和饭厅，二楼是卧室和办公室。

　　“五大道”有两处周氏旧居

　　周叔弢在“五大道”有两处故居：一处为桂林路16号，一处为睦南道129号。

　　周叔弢的小儿子周景良回忆，周叔弢从1914年移居天津后的很长时间都是租房居住。直到1935年6月，周叔弢以“诗礼堂”名义在天津旧英租界66号路（现桂林路和重庆道交口处）购地2.7亩，至1938年由工程师谭真设计，鸿记建造厂承建了一幢砖混结构的西式楼房，占地1.4亩。该楼三层，建筑面积998平方米，楼内有住房27间，一楼为饭厅、客厅；二楼为卧室、起居室、书房；三楼主要用于藏书和储物。1954年6月，周叔弢将这所楼房卖给中央音乐学院，曾供前苏联专家居住。

　　周景良青少年时代的主要回忆都保留在桂林路的这所房子里。他记得三楼有三间屋子是专门存放藏书的。周叔弢的藏书大都装在木制的书箱里，善本书的书箱是浅黄色的，樟木盖子；普通书籍的书箱是绛红色的。周叔弢要求子女们不能随意乱动善本书的书箱，而其他书箱均可随意翻看。因此，周家的子女从小与书为伴，每个孩子都养成了读书、爱书的好习惯，也使得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成为国内各行业的著名专家学者。

　　1954年，卖掉桂林路旧居后，周叔弢迁居到睦南道129号。这所小楼比起桂林路旧居，在形制上显然简洁了许多，但对于“不讲排场，只爱读书”的周叔弢来说，幽静的两层小楼足以让他安度晚年了。从1954年至1984年周叔弢去世，他在这里共居住了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