鎏金鹦鹉纹提梁银罐

　　珍宝拾遗

　　“何家村遗宝”中共有四件国宝级文物，分别是镶金兽首玛瑙杯、鎏金鹦鹉纹提梁银罐、鎏金舞马衔杯纹皮囊银壶和鸳鸯莲瓣纹金碗，这次全部出现在展览中。

　　镶金兽首玛瑙杯，这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至今所见唐代唯一的一件俏色玉雕，这件国宝是目前国内仅见的孤品，中国政府已将其收录于首批禁止其出境珍贵文物名单。它整个形状像伏卧的兽头，两只长角粗壮有力，兽嘴是一块镶金帽，高贵典雅。它造型源自西方一种希腊人称为“来通”的酒具，产地目前还在讨论中，有专家认为出自西方，有学者认为出自唐代工匠的仿制，但不论怎么说，它都是研究唐代社会中外交流的珍贵实物。专家认为，这种对外来风格的器具的崇尚，是初唐贵族奢华生活的反映，包括镶金兽首玛瑙杯在内的这批玉质珍宝从不同角度体现了唐代与西亚、中亚等地区广泛而深远的物质文化交流。

　　鎏金鹦鹉纹提梁银罐，是迄今已知唐代银罐中最大气和精美的一件。罐身通体装饰以婴鹉为中心的团花，余白衬填以折枝花草， 鹦鹉展翅于花丛间，灵动可爱，刻画逼真。罐颈与足饰二方连续式菱花图案一周，盖心内饰宝相花一朵，盖面周围饰葡萄、忍冬卷草，提梁上饰菱形几何纹。罐盖内有一行墨书写着“紫英五十两”、“白英十二两”，紫英和白英制作“五石散”和“三石更生散”的主要原料，这表明这件银罐是用来存储药物的。银罐在1970年何家村出土时罐内还存有半罐水，水上浮着一张极薄的金箔，上面站立着十二只精致纤细的赤金走龙，水中散落着十余颗颜色各异的宝石。这次展出还首次展出了银罐内存储的紫英和白英，让观众对它的用途一看就知。

　　鎏金舞马衔杯纹皮囊银壶，此壶巧妙借鉴游牧民族契丹族皮囊壶的造型制作而成，两马相互对应奋首鼓尾、衔杯匐拜，印证了唐玄宗时曾驯养良马随乐起舞的历史记载，极具历史和艺术价值。唐代的马不仅广泛地应用于战争、交通、运输等方面，而且还大量用于宫廷贵族的社交和娱乐活动之中，其中最吸引人的就是唐玄宗时期的舞马。据说唐玄宗过大寿的时候，这只舞马会随着音乐起舞然后口衔酒杯屈膝向玄宗敬酒祝寿，“衔杯终宴曲，徐行拜两膝”。安史之乱后，舞马就鲜为人知了，舞马衔杯祝寿这一独特的宫廷娱乐形式也就在中国历史上销声匿迹了。以往人们只是依据文献记载展开联想，甚至怀疑这是不是真的。何家村出土的鎏金舞马衔杯银壶上的舞马造型经专家充分考证后，确有其事。

　　鸳鸯莲瓣纹金碗，何家村唐窖金碗共出土两件，是目前已知唐代金银器中最富丽华美的器物之一。两件碗内壁分别墨书“九两三”和“九两半”，这件是墨书“九两三”的一件，“九两三”，应是该器物的重量。。金碗造型饱满庄重，锤击成型，器壁捶出上下两层向外凸鼓的莲花瓣纹，金碗通体以细密的鱼子纹做底，应是多子多福之意，是西方金银器工艺和东方审美情趣完美结合的佳作。

　　窖藏药物，这是“何家村遗宝”首次展出。何家村窖藏药物共18种，其中有贮藏药物的罐、盒，有煎药的锅、铛，有捣药的杵，服药的杯、碗，药物有炼丹、钟乳、紫石英、白石英、上上乳、次上乳、珊瑚、金粉等，是迄今为止唐代药具、药物最系统、最完整的一次发现，也是中国古代医学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为研究中国古代医药史、道教炼丹史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千古之谜

　　“何家村遗宝”为后世的人们留下了美妙与震撼，也留下了千古谜团与悬念：这批宝物是什么时候埋的？它的主人是谁？为什么而埋？专家学者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这批珍宝的发掘者认为埋藏的时间是在盛唐晚期（8世纪末），具体地点是兴化坊邠王李守礼王府的部位上，窖藏是在慌恐之中埋藏的，也有专家根据窖藏中刻铭最晚的“开元十九年”庸调银饼将埋藏的年代定在安史之乱时，明确指出这批王府财物，是邠王李守礼的儿子嗣邠王李承宁在安史之乱时埋藏的。

　　有学者认为这批珍宝是唐代官位显赫的尚书租庸使刘震在战乱之时匆忙埋藏的，而珍宝的埋藏年代应在唐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爆发的泾原兵变中。也就是说，何家村遗宝是收缴上来的庸调及保管的宫廷珍宝。

　　有专家认为，何家村遗宝是唐官府中尚署管理的皇家财物，窖藏是一次从容的搬迁。因为出土文物中很多器物中都有“墨书”，“墨书”涉及器物和器物中盛装贵重药材的重量等内容，而能详细记载这些内容，说明这些器物是严格按照程序从库房中提取的，并不是在战乱突发后仓促掩埋到地下的。

　　由于遗宝中有与道教关系密切的十二条金走龙，有专家就认为，走龙是道士为信徒举行重大仪式时，用来向东南西北及天地六方之神表达诚意，祈求长生不老的信物，判断这批遗宝的主人是一位精通道术的达官贵人。

　　这次《大唐遗宝——何家村窖藏出土文物展》的展出，“何家村遗宝”将被更多的人所熟悉，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相信这些千古之谜总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