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同志在业务上很强，在人格上也极具魅力。当时所里有一件不胫而走的“新闻”，就是他仗义执言，坚持给所谓“白专典型”的一名技术人员加工资。那年是全国普调一级工资，这位技术员业务出色，就是家庭出身不太好，平时在工作上也比较坚持自己的观点。他所在的室就把他当作“白专典型”，决定不给加工资。在江泽民同志的坚持和关心下，最终得以解决，还是加上了工资。

   江泽民同志对自己要求很严，待人则亲切热忱。当年在所里是这样，后来也一直是这样。1966年，江泽民同志调去武汉热工所任所长，我随整流器室整室搬迁到西安。在那之后因为两次活动，我有机会和江泽民同志近距离一起工作。1970年一机部在上海召开可控硅应用大会，抽调江泽民同志和我及另两人一起筹备会议，前后忙了一两个月；1971年在北京举办一机部技术革新成果展览，部里又调派江泽民同志和我到京筹备，当时他负责综合馆，是重头，我负责可控硅馆。当时江泽民同志已经是部属研究所的大所长，我只是西安厂整流器室一个组长。我们一起住集体宿舍、挤公交车、到食堂排队买饭，抢着去锅炉房打开水，就是起草文件、写总结报告也总是和大家分担一部分。我们都是离家长期出差在外，他却经常关心别人，问有何具体困难。同江泽民同志在一起，一点看不出他是一个领导干部，没有一点架子，总能使人感到同志加兄弟般的温暖。

   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件事，就是那次我从西安坐火车到北京筹备展览，一出站便非常意外地看到江泽民同志和另一位同志来接我。时间已经是晚上六点多，江泽民同志二话不说，拉上我们两个就进了火车站对面的新侨饭店，自己掏腰包请我们吃了一顿大餐。以前哪有什么饭局宴会，上这样的大饭店我是开眼界了。记得这顿饭花了十块钱。看得出，这顿饭他早有准备。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那时候物质条件很艰苦，十块钱可以解决三口之家一个月的水电、房租或者是菜金，花十元钱上饭店总要掂量掂量的。江泽民同志自己平时很节俭，对同志却总是很慷慨。江泽民同志年龄比我大了整整一圈，这两次的交往，我确实能感受到一种兄长式的关心。还有一点给我的印象很深，“文革”期间江泽民同志也受到了冲击，他这位所长“靠边站”了，可他似乎并不在意，处之泰然。这就是江泽民同志的品格，不论在什么样的境遇下，都能热情关怀身边的同志，都能保持乐观向上、不畏艰难的生活态度。

   江泽民同志很念旧情，后来身居高位，仍然非常尊重教过自己的老师和带过自己的领导，怀念一起工作过的同志。1997年10月，我陪同江泽民同志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他想看望教过自己的老师顾毓王秀教授。顾老知道江泽民同志访问日程紧张，要来看他。江泽民同志坚持不让，百忙中抽出时间从华盛顿赶到费城顾老家里。江泽民同志与交大的老师沈尚贤教授也多年保持联系，一次想去看望，意外得知沈老两天前刚刚去世。江泽民同志很是遗憾，执意去看望慰问了家属。这些还仅仅是我所知道的。离开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后，江泽民同志仍然关心所里的发展，经常与老同事们通电话，一有机会就亲自会见，或者请到自己家里做客。后来我们也曾一起在电子部共事，知道江泽民同志与电子部、机械部的老同志一直保持联系，时常听取他们反映社情民意，如生活遇到困难则尽可能给予照顾。

   之后经过“文革”的磨砺和改革开放的历练，江泽民同志走上了中央领导岗位。我是1984年从驻美使馆调回北京，二十多年一直在中央部委和国务院工作，因此有机会和江泽民同志接触，深切感到他年轻时形成的性格特点和工作作风，在后来更广的天地里、更大的舞台上，有了更好的发挥和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