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需要面对“货币宽松”“财政负债”等问题

  《中国青年》：2007年由美国蔓延向全世界的金融危机为中国的发展带来的新的挑战，面临这场来势凶猛的全球性危机，不少经济学家都作出了悲观的预言，您对中国经济的整体趋势还是一直持乐观态度的，您的信心来自哪里？

   周其仁：真的不是乐观，只是比较客观。

   当时有判断，认为中国既然过渡依赖外需，而美国和发达国家经济出了大问题，中国就一定被连累得不轻。2008年10月的时候，有人甚至预言中国经济要保零也难。我自己去了珠三角和长三角不少地方看，外销订单的确一时掉得厉害。不过，我也看到在全球化打通的条件下，中国与欧美日本各自的比较优势还是大有潜力，中国综合的成本优势并不因为金融危机爆发就消失了。美国经济高度发达，其进口需求经由金融而形成，金融危机当然冲击需求，但只要金融稳下来，它的进口需求还是会上来的。

   此外，中国连续多年高速增长，内需是存在的。民间、地方、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冲动还是非常强烈。加到一起，也就是在2008年10月市场价格纷纷跳水之际，我说中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等于零。我还认为，说本次美国金融危机比1929-1933年危机还严重，恐怕有点言过其实。那个危机的货币环境是金本位体制，市场恐慌了谁也难有大作为。但是当代的美国欧洲，哪个还实行金本位制？都是法定不可兑现的货币——市场中人怕了，政府只要有胆印了票子用直升飞机撒，别的麻烦会有，但像美国历史上那样的大萧条却不可能再现。

   《中国青年》：您认为所谓的“后危机时代”已经到来了吗？

   周其仁：早就是后危机时代了。美国股市2009年3月后涨了60个百分点，那还叫危机？西方政要不肯断然宣布“退出”刺激政策，不是他们的经济没有复苏，而是经济复苏与就业脱了节，成为所谓“无就业增长的复苏”。所以他们举棋不定、进退为难。这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现象。至于中国，去年信贷增加九万多亿，广义货币的增加超过GDP增长很多，更早就不能称之为危机了。现在要面对的是应对危机时所付出的那些代价，如货币过于宽松，还有财政负债、主权债务危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