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正值重估中国历史成为一种时代潮流，芮沃寿把他在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与联合神学院所作的6次演讲，结集成书，遂成这本迄今仍为美国大学了解中国佛教的必读之书——《中国历史上的佛教》。

    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从汉代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说起，一直讲到它在 “近代西方力量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文明粉碎”语境下的挑战，行文高度概括，显示出作者对中国佛教史敏锐的宏观把握能力。

   芮沃寿与费正清同为美国汉学研究奠基人，专攻佛教及隋唐史。1951年，他与费正清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思想研究会，担任主席。他还长期出任中华文明研究委员会会长。他和妻子芮玛丽，是对现在风头无二的史景迁影响最大的汉学启蒙老师。

   佛教于汉代传入中国的社会基础是什么？芮沃寿认为，当汉代制度秩序开始崩溃乃至垮台时，与该制度交织在一起的儒学也衰落了，一个根基已经动摇、撕裂的社会，成为异域的思想和制度得以植入的极有希望的温床。经过一段时期的准备，在南北朝时期，佛教在南北方都赢得了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和保护，传播到全社会的各个领域，“普世性的佛教起到了弥补社会裂痕的作用，为信徒提供精神支持。”

   而隋唐则是佛教发展的黄金时代。最高统治者大力支持佛教，佛教寺院遍及全国，佛教全面而成功地在整个中国建立起来，中国接过了佛教思想发展的接力棒，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流派将佛教思想中国化推向高峰。但自宋代以后，高涨的新儒学运动不知不觉挪用了佛教思想中的元素，而佛教本身则渐趋衰落，迨至民国革命潮涌，则教义更为不彰。

   芮沃寿对佛教在中国兴衰史的梳理颇具洞见，但细节处并非没有可商榷之处。譬如他在第四章“独立成长时期”说，大乘佛教的教义有三个时期说（正法、像法、末法），“到了末期宗教会消失，一旦人类进入这个有特殊迹象的末法时期，就没有政府值得信徒的尊敬和忠诚”。芮沃寿认为，这个教义极有可能被煽动者或谋求篡位者利用。但事实是，佛教从来没有说过末法时期不应尊敬和对政府忠诚，这个温和的信仰体系，从来不鼓动暴力造反。一万年时长的末法时期结束后，佛教将消失，但不意味着其他宗教也不会存在。至于佛教里所谓的弥勒佛降生，是在数亿年之后的事情了。

   这其实也为佛教在近代所遭遇的另一种诘难提供了答案。在这本书的结尾，芮沃寿指出，使佛教在现代中国的复兴夭折的缺陷是它不关心政治的特性，“在眼盯着西方宗教的独立、尚武的现代中国人看来，这显得不合时宜。”的确，在武装殖民和革命的年代，尚武精神受到推崇，随遇而安并在不同政体下用慈悲精神影响社会的佛教，难免政治不正确；但如果从更长时段看，这种不介入政治的特性未尝不是世间之福。佛教的历史上，没有其他宗教出于理念的血腥征战历史，即为明证。

   包括在台湾，威权体制转型前后，基督教长老教会参与甚大，直至现在仍是民进党的铁杆粉丝，其经常性的立场大于是非的行动取向，实堪诟病。反倒是与政治保持距离的佛教，在社会领域的深耕更能展现成绩，如慈济佛教功德会，已是扬名国际的华人之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所要警惕的反而是那些对政治过于热衷的佛教徒。

   虽然深知历史不会自我重复，故人类没有未卜先知的能力，但芮沃寿在这本书的结尾，仍希望通过正确理解中国应对佛教传播的长期努力，来 “解释那个文明在当代的形成，并且显示它会如何回应眼前以及将来面临的挑战”。距芮沃寿撰写本书已有半个世纪，主流思潮朝三暮四，变化令人目不暇给。虽然每个时代领思潮之先者都有自己的确信，但后世总能从其背影觑见幼稚、莽撞与自大。佛教当然也要随其时代而变，但随缘中应有不变的坚持，不盲目与时代的浪潮起舞，才庶几可免百年后之讥。

   而经过“文革”的大陆，佛教的重建尚需时日。偏居东南一岛的台湾，佛教蔚然已成社会净化之中坚，其发展轨迹，颇多可供借鉴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