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在中国的“水土不服”

   股份有限公司制度的优势自不用多说，可是，这一制度引入中国之后的经历又如何？

   继轮船招商局于1872年成立之后，“仿西国公司之例”成为一种新潮，形成了一股“公司热”，很快出现了仁和保险公司、开平煤矿、上海电报局、机器织布局、平泉铜矿等十余家公司企业，以至于到1882年酝酿成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股市泡沫以及紧随而至的现代金融危机。

我们还是看看薛福成在 《论公司不举之病》中的总结，他评论道：

   “中国地博物阜，迥异诸国。前此善通有无者，有徽商，有晋商，有秦商，皆以忠实为体，勤俭为用，亦颇能创树规模，相嬗不变者数世；而于积寡为多，化小为大之术尚阙焉。迩者中外通商，颇仿西洋纠股之法，其经理获效者，则有轮船招商局，有水陆电报局，有开平煤矿局，有漠河金矿局。然较外洋公司之大者，不过什百之一耳。气不厚，势不雄，力不坚，未由转移全局。曩者沪上群商，亦尝汲汲以公司为徽志矣，贸然相招，孤注一掷，应手立败，甚且乾没人财，为饮博声妓之资，置本计于不顾，使天下之有余财者，相率以公司为畏途。……中国公司所以无一举者，众志漓，章程舛，禁约弛，筹划疏也。四者俱不如人，由于风气之不开，风气不开，由于朝廷上之精神不注。”

   薛福成跟同时期的知识分子一样，固然对公司制度在西方实际运作中的表现言过其实，因为即使到今天也并非没有西方公司出现欺诈的行为，否则就不会有金融危机了。在薛福成、郑观应、李鸿章、张之洞的时期，只有美国经济才是由股份有限公司唱主角，而在西欧的大陆国家虽然也有一些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但它们并非经济的主流，尽管后来的20世纪西方经济离不开这种商业组织形式的威力。

   但是，薛福成的论述中谈到了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的“水土不服”。为什么会水土不服？这当然有深层的制度原因。

第一，前面讲到，股份有限公司的核心特点是“有限责任”，而是否能够真正保证“有限责任”，不只是一个书面规定就能实现的制度安排，还得看相配的司法是否到位。正因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公司律》是1904年的事情，当初的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所谓的现代股份有限公司，实际上是没有法律支持的空中楼阁。甚至到今天的中国，“有限责任”也并不是一个可以自然假定能享受到的制度保障。

第二，与股份有限公司制度相配的是方方面面处理契约的诚信和委托代理关系的法律架构。这里涉及到几方面的契约关系：一是不同股东之间的约定；二是股东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委托代理约定；三是公司跟其交易客户之间的约定。为了协调这些不同的契约关系、委托代理关系，就必须有相配的民法、合同法、商法执行架构。如果没有这些架构，所有那些关于有限责任、管理权与所有权的分离约定都是没有意义、没有真实内容的。而支持这些交易契约关系的法治架构又恰恰是传统中国所不具备的，所以，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的“水土不服”是必然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