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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我了解到除了筹款和拨款以外，AF的另外一个职能是分配来自公众的实物捐赠。收藏捐赠在英国具有悠久的传统，私人捐赠的收藏成为各大博物馆、美术馆馆藏的重要来源。除了直接捐赠给博物馆，公众也可以把自己的收藏交托给AF，由AF的专家决定藏品的最后归宿并处理交接过程中的各项事务。这个实物捐赠分配的过程是怎么运作的？

　　AF：首先，由于AF是一个经过注册的正式慈善机构，所有捐赠给AF的艺术品都可以获得遗产税费的减免。接收遗赠时，如果捐赠人没有特别指定接收的机构的话，AF就会根据职员和理事会成员的专业知识评估藏品的性质和博物馆的实际情况，包括收藏定位、规模、保存和展览条件等，确定最适合接收捐赠的机构；当捐赠的规模比较大的时候，接收的博物馆往往不只一家。名单确定下来以后，AF会负责所有跟博物馆的沟通，包括藏品运输、交接文件等。在捐赠正式进入接收机构的馆藏之前，AF会要求接收捐赠的博物馆签一份协议，以确保艺术品能够获得适当的照顾和保护，并且保证在将来不会被博物馆丢弃；同时，艺术品必须作为博物馆的保留馆藏以长期展览等形式对公众开放；另外，在展览以及藏品的相关记录中必须对捐赠者作出适当的鸣谢。捐赠的艺术品送到新“家”以后，新藏品会通过AF的会员通讯、会刊、大众媒体、网络以及员工的宣传等进入推广流程。

　　根据Lizzie的介绍，上述的过程是AF进行实物捐赠分配的既定运作模式。以2003年的奥维特捐赠(Jack Outhwaite Bequest)为例，这个捐赠包括中国、日本陶瓷等共306件器物，可以说是20世纪英国私人东方艺术收藏的一个典型。为此，AF邀请了时任 V&A博物馆东方艺术部部长的美术史家克尔(Rose Kerr)作为顾问。经过评估，克尔选择了格拉斯哥布雷塞尔收藏馆、杜伦大学东方博物馆以及布里斯托城市美术馆为接收机构。当时格拉斯哥布雷塞尔收藏馆已经拥有大批精美的中国陶瓷收藏，却因收藏家布雷塞尔爵士本人的喜好而独独缺乏清代陶瓷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粉彩这一类别。于是，克尔联系到收藏馆的中国部分策展人，把奥维特捐赠中的67件雍正粉彩捐赠给了布雷塞尔收藏馆。而杜伦大学东方博物馆则以超过万件的中国文物和同样精美的埃及收藏闻名著称，其他东方文化——远东、东南亚以及中东文化的收藏则大为逊色，奥维特捐赠中的9件日本陶瓷落户杜伦，为博物馆的东方元素增加了丰富的内容。而捐赠给布里斯托的228件中国陶瓷及玻璃器则成为这个港口城市的贸易史的物质见证。这个例子很好地诠释了AF对于公共艺术收藏与博物馆自身发展的关系的理解。

　　作为一个公募慈善基金(微博)，AF不涉及任何政府背景的资金来源或国家彩票基金援助，这有力地保证了基金的运作、资金使用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同时，AF举办的活动中包括了对政府在艺术捐赠的税费减免方面的政策的讨论和回应，并对政府提出相应的建议，以促进政府从政策层面支持私人对公共艺术收藏的捐赠。例如，自联合政府执政以来，公共支出包括公共文化艺术支出不断被削减，联合政府提出“付出的文化”(Cultural of Giving)一说，鼓励私人对公共文化艺术的资助。对此，AF作出了三点建议：推广公益慈善理念，保证捐赠者得到社会的承认和感谢；利用税收制度奖励捐赠者；鼓励通过合适的途径进行捐赠，保证资金用在适当途径。

　　AF的模式对于中国博物馆和美术馆、尤其是当代美术馆的收藏系统显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单一的资金来源、艺术品水涨船高的身价、博物馆和美术馆本色的经营困境等，构成了博物馆扩大收藏的主要困难，不少机构只能通过与展览方“以物换展”的方式充实馆藏。那么，像AF这样的公募基金、独立运作模式又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从根本上来说，中国并不具备建立一个公募慈善艺术基金的群众基础，不管是资金形式还是实物形式的艺术捐赠活动都没有形成气候。本刊2009年7月刊《民营当代美术馆应该如何突出重围？》一文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尽管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增长，人们对文化事业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但是相关的捐助却几乎没有得到宣传；制度上，国家订立的文化事业捐赠的扣税优惠也鲜为人知。此外，现行的博物馆开放性有限，并不足以体现公共收藏的“公共”性质，也无法为公共艺术收藏的推广提供有说服力的保证。AF的例子对于中国博物馆和美术馆界最有启示意义的一点在于，它证明了公众对博物馆收藏发展的庞大的推动潜能，也说明了博物馆的公共性与开放性对促进其本身发展的重要意义——AF会员和各慈善基金的援助为英国博物馆公共艺术收藏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也正是这些援助用得其所、收藏品真正能为公共所有、为公众所欣赏、博物馆真正为社会服务，才使AF得以延续百年发展历程，促成其不可估量的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