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空间转向的意义不仅在于哲学社会科学以自己的方式及时而深刻地回应了当代社会发展与社会生活的诸多重大问题，为人们理解时代、世界、生活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更在于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开拓了一条与现实生活、时代精神相贴近的新路径，为哲学同地理学、城市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进行跨界互动、跨学科创新提供了一种可能。
关注时代重大问题，与当代社会思潮进行深层对话，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路径。20世纪中后期，随着全球化、城市化、身体化等问题的出现和研究，当代社会理论发生了重要的空间转向。在这样一个问题域中，把握空间转向的内容、实质及其方法论意义，对深化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推进我国社会理论的时代创新等具有重要意义。
在方法论上，空间转向标示着一种新的理论态度与研究进路。如果说，过去的社会理论主要以进化论为基础，更加强调时间的一维性，变革的一元性、强制性，制度与形式的标准化，那么，以空间意识为基础的社会研究，则更加强调地理、景观、身体、文化等的多样、多元，强调尊重、保护对象与主体已然存在的个性、权利、特殊性。在这个意义上，空间转向具有深厚的后现代意蕴。如果说，强调时间性的社会研究譬如注重标准化、大规模生产的“福特制”，那么，强调空间性的社会研究则譬如注重个性定制、个性化生产、个体化满足的“后福特制”。
空间转向的意义不仅在于哲学社会科学以自己的方式及时而深刻地回应了当代社会发展与社会生活的诸多重大问题，为人们理解时代、世界、生活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更在于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开拓了一条与现实生活、时代精神相贴近的新路径，为哲学同地理学、城市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进行跨界互动、跨学科创新提供了一种可能。
正如“后福特制”的兴起并不意味着“福特制”不再有意义与作用，空间维度的显性化也不意味着时间维度、时间性研究将失去价值。在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时间性研究与空间性研究的双向反哺中，面对目前时间维度、时间性研究的相对强势，可以预期，在未来数十年中，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各学科仍将继续进行空间转向，产生诸多关注具体空间问题的新成果，诞生空间研究的诸多新范式、新思潮。
在正在展开的诸多形态的空间理论中，一个不可缺少并需要加强的部分是城市哲学。二战以后，与大规模的重建以及科技进步、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改变相同步，城市化浪潮席卷全球。城市化是一个地理、景观等物质性空间，这是一个社会结构、生活样态等非物质空间的综合性的空间重构与建构过程。正如贝利在《比较城市化》中、列斐伏尔在《空间生产》中、芒福德在《城市文化》中所指出的，城市化在具有正效应的同时，也具有深刻的代价与负效应，在给人们带来现代文明的同时，也导致了对生态、文化、观念等的破坏。如何把握城市化以及城市的本质，必将成为人们亟须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
在列斐伏尔、哈维、索亚等具有马克思主义学术背景的学者推动下，诸多领域的学者以城市化、城市问题为论域与研究对象，重新反思空间的本质与时代特征，实质性地发起、推进了空间与城市哲学。虽然学界目前还未十分自觉地使用“城市哲学”这个范畴，但反思当代社会理论空间转向的主要内容与趋势，概览当代空间研究相关著作，我们可以发现：空间理论、空间研究正日益聚焦于城市化及城市问题。没有城市意识、不关注城市问题的社会理论将在相当程度上失去时代性与现实性。离开了城市问题这个关键词与问题域，对空间转向的理解将是不完整的甚至抽象的。
自觉建构城市哲学，其根本动力在于城市问题本身的重要性、迫切性。如果说，19世纪社会发展与现代性的重要标示是工业革命；20世纪社会发展与现代性的重要标示是科技革命；那么，在21世纪的今天，社会发展与现代性的重要内容与标示就是城市革命。因此深化城市哲学研究，是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一个重要使命。
推动我国社会理论空间转向的路径主要有两种：其一，译介西方空间转向的相关著作，评价、把握其源流、特征、趋势，以此为我国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提供思想资源；其二，直面中国正在遭遇的诸多城市变迁等空间生产问题，在解答困惑中实现理论的创新。在二者的互动与统一中，城市问题是我国社会理论空间转向的核心动力。
推进我国城市哲学研究，其意义不仅在于开拓我国哲学发展的新空间，更在于为深化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推进哲学社会科学不同学科之间甚至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对话、互动、跨界创新，提供了一个维度、态度和平台。城市问题、城市社会建构关乎世界未来，关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具有复杂性、综合性，不是某一个或几个学科所能参透的。建构一种具有跨学科性又没有学科归属与学科边界的一般城市学、一般城市论，对把握城市本质、城市社会建构规律具有基础意义。这样，城市哲学虽名之为哲学，在本质上却并不归属于目前学科专业分类的哲学，而是代表一种综合性、超越性、整合性的研究态度、研究方法、研究视阈。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哲学系、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