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圣来研究员在“中国梦”回顾与展望论坛上的演讲陈圣来

      陈圣来：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亚洲艺术节联盟主席，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组委会副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 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大型特色活动和特色文化城市研究》首席专家，上海社科基金系列项目 《上海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系列研究》首席专家。历任东方广播电台台长、总编辑，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总裁。著有《生命的诱惑》、《广播沉思录》、《晨曲短论》、《品味艺术》等。

　　今年7月2日出版的美国 《时代》周刊发表了乔恩·米查撰写的 《“美国梦”的升起和陨落》一文，并把它作为这期周刊的封面文章。周刊主编理查德·施滕格尔还为此加了编者按，他把美国正在火热角逐的奥巴马与罗姆尼的总统竞选，归结为“竞争的实质在于哪一个候选人能够最大限度地恢复美国梦仍然可行的感觉”。把“美国梦”提到如此的高度令人关注。

　　按照乔恩·米查的文章所述，美国当今的现实与美国梦的理想产生了巨大的悖论：一方面，贫富差距真实存在，失业率高得令人沮丧，国家长期的财政健康岌岌可危；另一方面，美国的政治制度没有显示出提供当前问题解决方案的任何迹象。乔恩把当下困难与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经济大萧条开始时期相比较，彼时尽管经济阴霾密布，但美国人还是存在一种积极进取和实现潜力的热情，亚当斯著名的 《美国的史诗》就是在这样的时刻面世的，在这本著作中他第一次提出， “让我们所有阶层的公民过上更好、更富裕和更幸福的生活的美国梦，这是我们迄今为止为世界的思想和福利作出的最伟大的贡献”。就此， “美国梦”作为一种概念固定下来，并在美国家喻户晓。

　　近一个世纪以来， “美国梦”作为一种主流价值深入美国人心并向全世界推销。在这样的梦境里，可以让一个嗜酒的皮鞋推销员的儿子 （里根）和同样嗜酒的汽车推销员的继子 （克林顿）当上总统，更不用说史无前例地将一位黑人的儿子 （奥巴马）推上总统的宝座。美国梦的重要意义和使命，就是唤起一代又一代美国人勇敢地追求个人和国家的进步与富裕，鼓舞起他们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所以，乔恩的文章不无担忧地说： “美国梦可能正在悄悄溜走。我们以前曾经战胜过这样的挑战，要想重拾美国梦，就需要知道它的起源，它何以能延续这么长的时间以及它为什么如此重要，这一理念是否拥有光明的前途，是美国人目前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由此我很自然地想到了一个问题：中国有没有梦，有没有这样家喻户晓、蕴藏在每个人心中，并激励人们孜孜以求的梦？

　　中国梦的理想与现实

　　澳大利亚一张报纸对中国未来发展提出的三个疑问，发人深省。尽管经济总量位列世界第二，但当下我们还没有一家IT企业能与苹果、微软相媲美，没有一出剧目能与 《妈妈咪呀》相提并论，没有一项文化产业达到迪士尼的规模效应与影响力。

　　两年前，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庆贺之余，大家都在掐指计算着中国什么时候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但当经济总量真的超过美国时，中国是否意味着就成了现代化的强国？对于这个问题，谁也无法正面回答，而龙永图前不久在上海论坛上发表演讲，他引用了澳大利亚一张报纸对中国未来发展提出的三个疑问，我觉得发人深省。这三个问题是： 1、什么时候才能使全球大多数国家的精英都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中国来留学； 2、什么时候才能使全球大多数人特别是年轻人更多地看中国电影，听中国的音乐，阅读中国的书籍； 3、什么时候全球的消费者选购产品时，更多选择中国的品牌。这三个问题看似普通，但这牵涉到文化软实力与文化强国的问题，没有文化的现代化，没有人的现代化，中国不可能跻身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多年来养成的职业敏感，使我对近来发生的互不相关的三则新闻产生了兴趣——

　　一是关于苹果iPhone的热销疯卖。一款电子产品在全世界各大城市通宵排队，预约登记，这大概是绝无仅有的。对于乔布斯的贡献，奥巴马如此评价： “他取得了人类史上最罕见的成就之一——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看世界的方式。”

　　二是关于中文版音乐剧 《妈妈咪呀》的热演。 2011年，该剧在内地完成160场演出，票房突破8500万元，吸引了观众超过15万人次，成为一个文化事件，有报道说它 “代表了我国文化产业体制改革进程中的一个方向”。

　　三是关于上海建造迪士尼乐园。迪士尼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伊格尔说：迪士尼落户上海是迪士尼在中国内地开展业务的一个里程碑。最近的新闻是上海迪士尼在华招募100名幻想工程师。

　　这样三则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新闻，表达的就是美国的文化软实力及其影响。

　　一家由两位年轻人在车库里白手起家的电脑公司，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它的电子产品不断改变人们认识与感受世界的方式，使万千民众趋之若鹜，甚至成为一种时尚的需要、情感抒发的需要、梦想追逐的需要。爱屋及乌，由对乔布斯的偶像膜拜，对苹果公司的品牌迷信，推而广之对美国IT行业的折服，对美国人的创新创业精神的敬佩，这种延伸和扩展就是美国梦的现实版。

　　《妈妈咪呀》这一音乐剧因其故事编织的巧妙，而赢得了观众。剧中运用了“穿越时空”方法，将过去年代的爱情故事与现实的爱情故事，儿女辈的爱情经历与父母辈的爱情经历，天衣无缝地拼接在一体，并以上世纪红极一时的流行乐赋予现实时尚的音韵与律动，加之诙谐幽默轻松的风格弥漫，给 “9·11”以后遭受重创的美国甚至给金融危机笼罩下全球普遍的阴霾心理带来了明媚的暖意。这是这部音乐剧大受欢迎的原因所在。

　　再来看迪士尼的故事。谁能想到，当年美国堪萨斯市一个小小营业所里潦倒落魄的华特·迪士尼，无聊中逗一个小老鼠玩，从而引发灵感，画出了米老鼠这一可爱的动漫形象，日后这个小老鼠竟会发迹至此，他的名声甚至超过了法国的伏尔泰、德国的歌德、俄国的托尔斯泰，由之而起的迪士尼文化产业，近百年来发展成为如此规模的巨无霸。这只小小的米老鼠不仅滋养了几代青少年，而且衍生出了电影、电视、广播、动漫、舞台剧、主题公园等一系列文化产业链，影响持久而深远。

　　在世界范围来考量，试想一想，当下我们有哪一家IT企业能与苹果、微软相媲美，我们有哪一出剧目能与 《妈妈咪呀》相提并论，我们有哪一项文化产业达到迪士尼的规模效应与影响力？这种对比引人思考，就像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公报中说的： “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

　　美国梦的实质及影响

　　正是因为有了好莱坞、百老汇、迪士尼等种种标志着它软实力的文化业态，美国才是完整意义上、在全球产生巨大影响力的国家。

　　美国是个善于提出概念和制定规则的国家， “软实力”这个词，最早出现于1989年，由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约瑟夫·奈提出。 “软实力”这个概念一出现，便受到了世界各国政治领袖、专家学者和媒体的广泛关注。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就是 “一种能够影响他人喜好的能力”，是通过非强制手段获取结果的能力。换句话说，如果在没有任何显性军事威胁或经济胁迫的情况下，我自愿追随或顺从你的意愿，这种能力就是软实力。即我们传统俗称的 “胡萝卜” （利诱）和 “大棒” （镇压）之外的第三种力量，简单讲就是 “吸引力”。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概念有三个层面： 1、文化吸引力； 2、意识形态或价值观的吸引力；3、制定国际规则的能力。在经济全球化和跨国相互依存的时代，软实力也就越来越显得重要。它标志着制高点、主动权以及核心竞争力。

　　翻开历史，晚清时代的中国在经济总量上并不输给西方，一直到1820年，中国的工业经济产值仍占世界工业经济产值总量的32.8%，几近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是光有经济总量有什么用呢？一个大国的世界地位我认为需要四个方面的基础来维护和确定，一是政治基础，即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以及适应于国家实情的社会制度；二是军事基础，舍此无以保卫自己的地位和主权，抵御外来的干扰和侵犯；三是经济基础，这是维护国家主权与良性运营的财力保障；四是文化基础，这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体现。如果没有第四点，前面三点就会像沙丘一样崩塌。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规律：仅仅相隔20年，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就急速衰落，沦为欧美列强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已故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参议员在1968年竞选美国总统时有一段精辟的名言： “GDP并不代表我们后代的健康，也不代表他们所受教育的品质，或他们玩耍的乐趣，并不代表我们诗歌的美好和我们婚姻的稳固，或公共辩论的智慧。 GDP无法衡量我们的机智或勇气，我们的智慧或学习，更无法衡量我们对国家的忠诚和奉献。它似乎衡量一切，但唯一漏掉了生命的价值。”这样的认识发生在将近50年前。

　　我们现在越来越认识到， GDP不能说明一切。最近，除了GDP以外另外有个GNH，这个GNH就是国民幸福指数，发明这个GNH的是人口只有67万、人均GDP只有1700美元的亚洲小国不丹。2011年7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将这一概念纳入国家 “人类发展指数”的考核范围。这使我们看到一个小国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它向世界输出了价值观并成为领跑者，一场波及全球的以健康幸福为目标的浪潮正在蔓延。

　　美国如果只有硅谷、华尔街、底特律、西雅图、五角大楼，换句话说，仅仅因为有了它的金融业、汽车制造业、航天工业、 IT业以及军事威慑力，那还只是单边意义上的美国，而正是因为有了好莱坞、百老汇、迪士尼等种种标志着它软实力的文化业态，美国才是完整意义上、在全球产生巨大影响力的国家。

　　强国之梦何以得圆

　　培养观众，培养文化环境，培养文化消费习惯，是构成文化软件建设的主要环节，也是一个城市文化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最终体现。未来中国文化如不能登临世界文化峰峦，中国就不能跻身世界先进民族之林，我们这辈人也圆不了现代化强国之梦。

　　当中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时期，重塑中国国家文化形象，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已不容置疑地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国家文化形象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集中体现，它折射了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和精神风貌，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文化学习能力和文化创造力。我们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着手做上海国际艺术节，这其实就是一项塑造中国国际文化形象的工程，也是一项塑造上海城市形象的工程。

　　20年前，上海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在座各位的印象可能不一定有我深刻。记得当时我参与第一次引进美国费城交响乐团来沪演出，苦恼之处在于走遍上海，竟无一个剧院或音乐厅可以容纳费城交响乐团，最终只能找到万体馆，在万体馆里搭了一个音罩，勉强促成这一世界一流名团来沪演出。这就是差距！试想一下，长期处于与世界精粹文化隔膜的状态下，如何酿就城市的文化气息，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发展城市的文化建设，开拓城市的文化消费？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上海陆续有了与其地位相称的大剧院、博物馆、音乐厅、图书馆……文化生存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与变化，有了这些文化地标性建筑，上海开始筑巢引凤，然而营造文化软环境比建设文化硬环境更为艰巨。如果没有相应的文化环境，地标性文化设施也会成为聋子的耳朵。例如上海周边某市一个大剧院曾引进匈牙利布达佩斯芭蕾舞团的 《斯巴达克斯》一剧，尽管剧目质量不错，但公开售票三天，仅售出十张票，使剧场经理进退维谷。

　　所以大剧院的建造相对还比较容易，而大剧院建造起来后你必须回答一个问题：谁来演？谁来看？这比建造一座剧院要难得多。我们必须十分注重文化建设中的最基础也是难度最高的建设，即对人群的培育和对环境的营造，我们谓之为文化软件建设。但是文化环境的营造与文化受众的培养不是一蹴而就的。我记得有一年去以色列特拉维夫时，那里刚发生过爆炸事件，但歌剧院、话剧院里，四五个不同剧场全部爆满，看不出任何爆炸后的恐惧与阴影。艺术欣赏已成为他们的生活必需。我们请捷克爱乐乐团来艺术节演出，这是世界进入前十名的交响乐团。他们来上海演出两场就匆匆而归，然后同样这支乐团，他们在日本可以连演一个半月，巡演多个城市，欲罢不能。今年4月我去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那里正在上演瑞士著名戏剧家Daniele Finzi Pasca的现代剧 《鱼铃，给契诃夫的一封信》，我没有想到，这个剧在只有700万人口的波哥大居然连演14场，而在拥有2300万人口的上海，凭我长期积累的经验，我估计只能演2-3场。这就是差距！这种差距不是一日能够抹平的。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前不久在所作的文化报告中说，考察文化有三重入口： 1、文化保护； 2、学术研究； 3、百姓认同。他认为前两点都尚可以，最让人揪心与不安的是第三点，这是考量本民族本国度自身文化强盛与否的表现，然而恰恰这一点我们显得很虚弱。所以我认为加强文化软件建设要着眼三个目标：一是个体的目标；二是社会的目标；三是世界的目标。

　　个体的目标就是要培养懂得美欣赏美、文明礼貌、高雅宽容的大众。对上海这座城市来讲，要培养具备国际文化视野和鉴赏品位，有自觉文化追求和文化消费习惯的市民。我认为培养观众，培养文化环境，培养文化消费习惯是构成文化软件建设的主要环节，是一个城市最根本的基础建设，也是一个城市文化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最终体现。城市基础建设不能只是从市政建设上考虑，而必须顾及软件环境的建设；培养观众是软件之本，相比培养演员要艰难得多。必须从兴趣到习惯到秉性，循序渐进，潜移默化，最终形成深入肌体的对文化生活的渴求、参与和享用，形成现代人的一种自觉行为和生活习惯，而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也不是一种奢华的时髦。我认识的瑞士苏黎世艺术节主席彼得弗·韦伯，并非艺术家而是世界四大审计事务所之一的总裁。香港艺术节主席李业广也非艺术界人士，而是香港最大律师事务所的老板，是位大律师。不同行业身份的人有共同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追求，这在国际社会尤其在西方社会是很普通很正常的现象。这也应该成为文明社会的普遍现象，文化应该成为有涵养人士的身份徽记。

　　社会目标就是要培养能产生美、集纳美的环境，对上海这座城市来讲就是要不断有世界各国与全国各地的优秀艺术的展示，以此来催逼上海原创作品的问世以及本地艺术产量与质量的提升，使上海始终处于生生不息的文化生态环境之中。我在任国际艺术节总裁时努力遵循这样的目标，如瑞士洛桑贝嘉芭蕾舞团 《生命的诱惑》，蒙特卡罗芭蕾舞团 《男人眼中女人舞》，阿根廷音乐舞剧 《探戈女郎》，法国多媒体喜歌剧《游侠骑士》，澳大利亚现代芭蕾 《钢琴别恋》，加拿大多媒体话剧 《震颤》几乎都在世界舞台上刚崭露头角，立马被艺术节引进，有的甚至是在上海艺术节上全球首演的。这些演出使上海这座城市充满欣喜充满期待，充满艺术的魅力与张力，充满吸纳力与感染力，也使上海地标性文化建筑有了灵魂有了血肉有了精神。

　　世界目标就是要让中华文化与世界平等交流平等对话，要扭转巨大的文化贸易逆差，虚怀若谷地接纳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同时，让中华文化大踏步地走出去。面向世界，我们的文化需要三样东西：品牌、人物、产业链。我们需要制造和积淀响亮的文化品牌，培养和推出有国际影响的文化代表性人物，建立和形成涵盖创意到终端乃至衍生网络的文化产业链。对上海而言，这座城市应该成为世界文化艺术的中枢站，世界级的文化交流平台，世界文化艺术创造的引擎，让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在这里没有落差没有隔阂地融汇交流，为维护与倡导世界文化的多元化作贡献，为建设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作贡献。我们过去强调中华文化的创新力、吸纳力、辐射力、感召力，其实这些力量并不是自然而然与生俱来的，而是需要我们去建设、去营造、去运作、去弘扬。

　　未来中国文化如不能登临世界文化峰峦，中国就不能跻身世界先进民族之林，我们这辈人也圆不了现代化强国之梦。亚当斯在1931年提出: “如果要让美国梦成真并长伴我们，那么这件事归根到底将取决于人民自己”，也许这句话对我们同样适用。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