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宫廷的艺术高度，除国家财力外，还与帝王自身的审美息息相关。雍正皇帝中年登基，近四十年的修学中，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及艺术修养。他饱读诗书，静心体悟佛道之心境，形成了内敛、深沉的心性。他在《山居自怡》一诗中写道：“生平耽静僻，每爱住深山。百卉从荣谢，双丸任往还。朝廷容懒慢，天地许清闲。睡起三竿日，仙踪似可攀。”这种心性在其审美选择中充分的体现。因此在宫廷器物的制造上，他追求精致典雅，讲究宫廷气质。在御用瓷器中，一改康熙朝的刚劲硬朗，趋向柔美精雅。而宋瓷的内敛含蓄，恰为这位帝王所钟情。雍正十三年乙卯冬月，唐英在其所著的《陶成纪事碑》中记：“兹举其仿古、采今，宜于大小盘、碗、盅、碟、瓶、罍、尊、彝，岁例贡御者五十七种，开列于后以志大概。一仿铁骨大观釉，有月白、粉青、大绿等三种，俱仿内发宋器色泽。”于此将“大观釉”列于诸类仿古色釉之首，宫廷上下对宋瓷尊崇由此可见一斑。

    纵观这一期的各式艺术品，不论是工艺品还是绘画书法，均以简洁流畅的造型、典雅清新的纹饰、精巧细腻的做工而著称。尽管材质迥异，风格却如出一辙。在瓷器制造中，这个庞大帝国的君主没有满足简单的模仿，而是将宋瓷器型釉色的审美法则充分运用，突破了宋代多文房小品的规格。正是基于此，才能有此件六棱瓶这类大型陈设器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