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念过几年私塾，小学、中学毕业再念一年英文就结束了求学时代。而后来能在填写履历时堂而皇之地写上“大学程度”，还是因为1949年在北京参加过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1年多的学习。对此，黄老说：“我自己没有受过好好的教育，完全是凭自学的，就需要有很大的毅力。开始读书的时候对任何书感兴趣，学问就来了，一口气一辈子读书读下去。书越不读越生疏，就越没有缘分。”

    在黄老看来，读书容易又不容易，因为真正能像书虫一样钻到书里面，从小到大一辈子读书需要很大的毅力。就像黄老为我们写下的读书体会：“为学要如金字塔”，黄老为我们解释道：“读书做学问要像金字塔一样，既要宽广，也要有很高的水平。知识是要互相掺和、互相消化、互相碰撞，学问才能出得来。读书所谓博学，就是要把所有学问都研究透了成为你自己的，这才是一个有成就的读书人。”随即黄老又提笔写道：“读书要有广泛的兴趣，主要是要靠自身努力，当然也需要自由的交流，读书其实是人类主要的生存部分，我反对读书无用论。”

    说到现在出书和读书的现实状况，黄老说：“这几年来恐怕是出书最多的时代，以前没有经济条件很难出书，现在蓬蓬勃勃的，是一个很难得的好现象。‘文化大革命’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否定丧失了，很多底子都没有了，是件很可惜的事情，现在出这么多书正好说明，我们想把文化复兴起来，这是个很好的现象。我个人觉得，越是科技发展得快，就越需要有很高的文化，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就等于一个人没有灵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很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平生师友难忘

    对自己是“艺术门边上的小票友”这样的说法，黄老有过这样的解释：“我从小就是个没正经的人，对绘画艺术偏爱漫画，30多岁才从漫画圈中下岗；书法呢，一开头就喜欢上怪怪的郑板桥体；连做诗都喜欢做‘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那一类打油诗。可以说，对于诗书画，我都倾向歪门邪道那一路，即庄子所说，是‘见笑于大方之家’的。”

    黄老说，一想到老友王世襄，自己就会感到比较惭愧，大家都是这么大年纪了，人家还是那么勤奋，自己手头还有太多没有办法完成的工作，每天都是一点一点在做。其一是黄老几十年来都在研究明朝画家八大山人，现在预备把他的生平著作、诗画历史做个总的研究，出一本八大山人传记年谱；其二是三联书店出版的《苗老汉聊天》，一共8本现在才出来4本，要陆陆续续出来；另外，还要写字还要画画，人民美术出版社准备给黄老出一本诗书画全集。这些林林总总的事情黄老以95岁高龄仍在坚持不懈地完成，在艺术的道路上黄老从未有过半点懈怠。黄老幽默地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加点油’比‘徒伤悲’积极一点。”

    黄老8岁学书，师从邓尔雅先生。20世纪30年代初到上海，先后在《大众画报》、《小说》半月刊做编辑，从事漫画创作，还参加抗日文化活动。解放后，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曾任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其书法作品曾在日本、英国、德国、韩国以及我国台湾、香港和内地展出，并为大英博物馆收藏。

    看到黄老正在校对的诗稿，我们请黄老朗诵一段自己喜欢的诗，黄老笑呵呵地说：“我的诗不能算是诗，规规矩矩的诗我写不出来，都是一些打油诗，开玩笑的。我这个关于书法我自己感觉有一点体会的打油诗：学书七十老顽童，退笔如山苦未功。一语坡公真破的，通神万卷始神通。”

    黄老还说过：“人老了，‘经风雨见世面’之后才略有转变，但根子不正，还只是个非驴非马的野狐禅。不过艺术本来就是一种心灵游戏，自己闹着玩之余，爱好此道的人打个哈哈，也就满足了。”正如他在另一首诗中所写的：“心画根源在写心，激昂绵渺或底沉。不知时世葫芦样，自理丝弦自定音。”

    在艺术的征途上，黄苗子和郁风是珠联璧合的一对才子佳人，被誉为中国艺术界的“双子星座”。黄老卧室的墙上挂着一幅画，黄老把转椅转到面对画作，端详了很久，有些忧伤地告诉我们：“这幅画是我爱人郁风早年画的。她也是一辈子画画，当编辑，写散文。后来一直在搞革命，在从事美术工作。在中国美术馆长期的工作当中，专门给人家做展览、陈列。她一辈子给别人挂画，自己画画的时候就少了，不过现在还是留下了一部分作品，正在准备给她办画展。”说到这里，凝视着墙上郁风的照片，黄老的眼睛湿润了，声音哽咽了，很久很久才将转椅转回桌前。黄老深情地说：“记住她的风度、爱心、艺术，这就够了。”

    郁风曾经在接受采访中回忆当初的黄老是“又矮又调皮”，黄老则在一旁补充说：“我们结婚的时候，是那个叶浅予还是谁想的办法，拿两块砖头垫在我脚底下，我站得比她高一点才拍结婚照的。”

    黄老说过：“我这一辈子得到过最大的益处就是朋友。我原来只是中学毕业，没有什么学历，都是靠长辈、朋友的帮助，才有了一些学问。”而和郁风的爱情也少不了亲朋好友的撮合。当黄苗子向郁风求婚时，以革命者自居的郁风觉得难以抉择。夏衍专程到盘溪徐悲鸿的美术学院找到了郁风，玉成了黄苗子、郁风这对佳偶。1944年5月，他们在郭沫若的家里举行订婚仪式。当年11月，不同政党的要员在重庆一同参加他们的婚礼，书法大家沈尹默做证婚人，柳亚子和郭沫若合诗：“跃冶祥金飞郁凤，舞阶干羽格黄苗。芦笙今日调新调，连理枝头瓜瓞标。”

    1944年，婚后的黄苗子在重庆定居。在黄公馆不远处，有一个更为方便的文化人住所，名为“碧庐”，这是电影界著名报刊编辑唐瑜自费建造的房子，用来接纳文艺界的穷朋友。常常在这里的有夏衍、丁聪、吴祖光、叶浅予、金山、冯亦代、盛家伦、黄苗子和郁风夫妇。大家性情相投，自由自在地欢聚一堂。他们还结交周恩来、潘汉年、廖承志、乔冠华这样的共产党朋友，从延安来的秧歌剧《兄妹开荒》中有个陕北名词“二流子”，这些文化人便互相用“二流子”调侃。有一次，郭沫若来“碧庐”聊天，兴致勃勃地要题匾“二流堂”，一时没找到宣纸和毛笔，但“二流堂”的名号从此就叫开了。1949年后的北京栖凤楼，住着黄苗子和郁风、吴祖光和新凤霞、盛家伦、戴浩，盛家伦称这里是北京“二流堂”。齐白石、老舍、梅兰芳、洪深等名人高士往来不绝，连上海、广州、香港各处来人，也都往这儿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