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芬村的“流水线”

    依靠资源优化配置建立的画家村不一定能留住人，因为有了利益驱动必然就有了选择性，哪里更优惠画家就可以搬向哪里。这不是宋庄那种自发的产生的群落，没有经历过磨难。

    上世纪90年代初，“铁饭碗”被打破，一批从美院毕业的学生带着闯荡的心态来到了圆明园，与一些无名的艺术家聚集在一起，艰难、骄傲、放荡，时不时地还要被驱逐和冲散，过着游击队一样的生活。

    1993年，这群“盲流”搬进了北京的一个村落——宋庄。1995年，这个偏僻的农村因“当代艺术”的叫卖而身名远扬。2005年,大大小小的“画家村”规模渐大：北有北京昌平的上苑、通州的宋庄;南有布吉大芬村；东有上海苏州河仓库、福建厦门的乌石浦；西有四川都江堰的聚源、云南昆明的创库。如今，“画家村”已经成为画家聚集地、当代艺术的名片，甚至旅游项目之一。

    圆明园的“盲流”迁移宋庄

    1993年，在北京圆明园福缘门村一带聚集了一些“不安分子”，他们租赁着廉价的房子，行为怪诞，被视为“异类”，这些刚刚从美术学院毕业的学生和不出名的画家们，与当时的“北漂”族一样游荡在北京，抱着闯荡的念头和艺术家的梦想。其中不乏现在已经成为“大牌”的方力钧和岳敏君等人，那是“画家村”的雏形期，虽然只有几十个人。“不过那时候人们对艺术还不理解，圆明园附近形成的画家村很快就遭到了取缔，1995年秋天，聚居在那里的艺术家被彻底地清理。大家都被冲散了，散落在北京的各个地方，偶尔能聚一聚。后来有人去了宋庄，那里人少、房子便宜，经人介绍后，不少原先在圆明园呆过的画家陆续搬了进去。”艺术评论家杨卫是那里的“老村民”了，他写的《历史的后花园——圆明园画家村逸事》、《中国当代艺术生态》、《宋庄艺术家》对中国的自由艺术村落(包括圆明园、宋庄、重庆501艺术区、坦克库艺术区等画家村)和宋庄的艺术家进行了系统地梳理。

    那是一群抑郁、彷徨、贫穷的落寞“盲流”，当时有些人因为行为怪异常被村民视为“异类”，被称为“乱七八糟、无法接受”的一群人，好在宋庄偏僻荒大，那些奇怪的人散落在村落各处并不显眼。“刚进去那会儿都是空房子，我花了一万元买了200平方米的院子，但农民的房子是不能买卖的，所以只有‘使用权’。”杨卫作为最早入住的一批人，已经把那里当成了自己的家园。“盲流”们呼朋唤友来此处安营扎寨，到了1995年，差不多就有500人了。一直到1998年前后，宋庄已经形成规模，成堆的艺术家交杂在村落，“宋庄”成了谋生地、工作室，也是一个家。“2000年之后，知道宋庄的人越来越多，有很多毕业后不想工作的美院学生会来这里安家落户。但用不着像当初圆明园那会儿‘躲难’一样了，因为很多政策都放宽了。”杨卫说。

    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文化、艺术市场逐渐开放，国家的宏观政策是扶持经济，对于文化艺术和创意人才也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这些条件使“宋庄”的画家们有了稳定的环境，他们不必要担心“暂住证”，也不必担心被警察们驱赶，而像方力钧、杨少斌、岳敏君、王音、刘炜等一批艺术家的“走红”，使中国当代艺术有了生存的资金动力，有一些人来到宋庄，希望能寻到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