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给捐赠者最高礼遇”

    2004年2月,香港收藏家张永珍女士,将一件市场拍卖价4150万港元的清代雍正粉彩蝠桃纹橄榄瓶无偿捐献给上海博物馆。这件代表着中国粉彩瓷器艺术最高水平的藏品,北京故宫、台北故宫、大英博物馆都不具备,轰动一时。

    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透露,上海博物馆的藏品由建馆之初的9000件,增加到现在的近100万件,其中有近1/10的馆藏来自于民间的捐赠。上博内的镇馆之宝大克鼎、目前所知最早的青铜器——夏晚期的束腰爵等,都是江南几位大收藏家后人捐赠。

    收藏家们倾心的世代相传的文物,为什么无偿捐给上海博物馆呢?上博的答复是“要给捐赠者最高礼遇”。当年,在张永珍捐赠过程中,上海博物馆组织了盛大的捐赠仪式,上海市市长韩正为张永珍颁发“白玉兰奖”,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向张永珍颁奖。自此之后,上博接受的社会捐赠越来越多,不少来自海外。

    上博原馆长马承源说:“我们通过各种渠道先认识收藏家,经过多次联系大家都成了朋友,他们就会拿出自己收藏的精品给你看。这样,我们掌握了一些文物精品的流向,也会为他们的收藏提一些建议。慢慢就有收藏家开始捐赠。”如今,在上海博物馆的展厅内还有一份长长的捐赠者名单,已有近千位捐赠者的名字。

    私人捐赠文物该不该有回报?博物馆一藏了之?广州文博专家黄淼章认为,博物馆应该更新观念,争取在私人捐赠者要求之间谋求一种双赢。“现在为什么没有私人捐赠?很大原因是国家并没有明确规定要怎么奖励,法律上只有一个条例说明:‘个人把重要文物捐赠给国家的,由国家给予适当的精神或物质奖励’,这个规定其实相当模糊,很宽泛,不能很好地具体操作。”

    “能不能吸引私人捐赠者,还主要在于各个馆的工作做得怎么样。”徐湖平说,上海博物馆做得比较人性化,甚至为捐赠者已经贫困的后代购买房子、提供医疗费等。“据我所知,有些博物馆还停留在过去的思路,认为私人捐赠是‘送上门’的,态度冷淡。”徐湖平认为,更多情况下,私人捐赠者需要一种人情的回馈。“南京博物院提倡对私人捐赠者要做的‘很人道’,傅抱石当年曾向南京博物馆捐赠过一批书画,他们的子女后来想要关于这些字画的一些照片,我们很快就配合提供了,在重新展览的时候我们也注意把傅抱石的子女们请过来。”

    “各个博物馆的竞争很激烈,为了给广东省博物馆新馆征集文物,我们每年的征集经费是1000万元多一点,但开个玩笑,可能在市场上连半个圆明园兽首也买不回来。而对于私人捐赠,我们馆由于财力有限,最多只能反馈给捐赠者文物市场估价的1/3,在竞争中并不处于优势。”刘金宏说。

    刘金宏认为,如今在对市场和民间的私藏文物争夺上,逐渐形成了一种“各显神通”之势。“像保利公司那样的大企业,通过大手笔的拍卖征集文物。马未都那样的私人博物馆,靠口碑、眼光和社会影响征集文物。对比之下,除了少数政府投入巨资的博物馆外,大部分国有博物馆的优势越来越不明显,只颁发一些荣誉的做法,很难再吸引到私人捐赠。”

    中国文物的命运在30年内骤变

    “现在的私人捐赠者要么图名,要么图利,要么都想要。”刘金宏告诉记者,近年来希望将私藏文物捐给广东省博物馆的藏家并不少,但他们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奇怪要求。“有的甚至说,至少要还给我们一个本钱吧!”刘金宏说,由于国有博物馆财政拨款非常有限,很多情况下都难与私人收藏家“达成共识”。

    “一个比较严重的现象是,不少私人藏家希望我们为他们建立个人专馆,才同意‘打包’将文物送给我们。可是这些‘打包’的文物中良莠不齐,收藏家又不愿意我们只收藏单件,最后许多都没有谈下来。”刘金宏说,作为一个公立国有博物馆,无法为每位捐赠者都开辟专馆,许多有意向的捐赠最后只得不了了之,“更不要说,一些私人捐赠的文物里还夹杂着赝品”。

    私人捐赠质量的下滑,是否意味着所藏民间的瑰宝越来越少?著名文物专家、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予以否认。“上世纪90年代以后,参与国内外文物黑市交易的主体大多都是私人收藏家。90%的内蒙古辽代的墓葬,都在90年代被盗掘的,大量的珍贵文物出现在英国的文物拍卖市场上,这种例子河南陕西更不用说了,有些地方还官商勾结。”谢辰生认为,随着国家打开文物市场的交易流通,私人的文物走私、流通越演越烈,文物的价格被市场抬高之后,向国有博物馆捐赠珍贵文物的私人就越来越少。

    随着近年来海外流失文物的加剧,一些华侨开始从海外拍得文物,然后捐赠给国有博物馆以示“爱国心”。2006年,由美国华侨邓芳夫妇发起,聚集了14位海外华侨捐助了数百万美元后,集体从国外购买了31件被交易到国外的中国出土文物,无偿捐赠给了陕西汉阳陵考古陈列馆。经过鉴定,这些文物中有一级文物5件。

    “中国文物的命运在30年内发生骤变。30年以前,普通人家是不准私藏文物,一切文物都是国有,或者是赚取外汇的东西,私藏文物在文革中会被惩罚。但2002年之后,国家修订了《文物法》,基本认可了文物的私人所有权,允许市面上流通‘世传文物’,禁止流通‘出土文物’。但在实际交易中,这两种文物已经很难界定,很多近年来的‘出土文物’仍然被私人收藏家买走。”刘金宏说。

    直到今天,2002年修订的《文物法》对文物私有权的相关界定,仍是文博界的一个“悬案”。“尖锐一派的专家至今仍坚持认为,私人办博物馆、私藏大量文物,鼓励了文物流通,背地带动了发掘、盗墓的暗线,国家不应该鼓励。”刘金宏告诉记者,尽管争议不断,但国家鼓励“藏富藏宝于民”的思路未来不会大变。

    “出土文物的私下交易在任何社会都是不可能完全避免,像一些比较珍贵的一级、二级文物当然应该由国家清查、收回并保管,但有很多不太珍贵的文物比如像是秦砖、汉瓦、铜钱等,我觉得流落在民间由民间收藏家进行保管也未尝不可。”徐湖平说。

    专家们普遍预测,随着国内文物市场流通的加速,私人博物馆会越来越多,而面向国有博物馆的私人捐赠会相应锐减。“搞文物鉴定的同事会不时地发现,一些民间文物很可能是近几年的出土文物,缺少有力的文物监管和督察,这些文物越来越难回到国有博物馆的怀抱。”刘金宏说。

    私人博物馆未来将收归国有?

    赫赫有名的大英博物馆,最早仅仅是一个私人捐赠的图书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凭借数量巨大的私人捐赠,馆藏文物数超过100万件,由此跻身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文博专家告诉记者,仅2005年英国政府就收回了包括西班牙画家毕加索在内的捐赠品,总价值高达2520万英镑,主要途径就是通过“捐赠艺术品代替交纳遗产税”的方式,鼓励私人收藏家的后人捐赠。“英国的措施有效地避免了国家文物流失海外,因为如果不是代替交纳遗产税捐赠给国家,这些艺术大师的名作就很可能被主人拍卖。”广东省文物博物馆学会会长邓炳权说。

    邓炳权介绍说,近年来,国内一些地方政府广泛发动民间收藏家,建立一批“特色博物馆”,也是政府利用民间收藏的不错尝试。比如,2005年中山市政府根据中山市收藏家邱建球的私人捐赠,建立了一个“中山中国收音机博物馆”。江门政府则主要通过向民间征集藏品的办法,收集了2万多件华侨文物,建成了现在的“江门市五邑华侨华人博物馆”。

    “从社会发展来看,民营博物馆最后都会发展成为国有博物馆,这是世界博物馆的发展总趋势,英国的大英博物馆当时都是从私人博物馆发展起来的,经过200多年之后也都成为国家博物馆了。”徐湖平说。

    究竟国内雨后春笋般的私人博物馆未来将如何变化?是否能融入国有博物馆?刘金宏分析说:“古往今来的私人博物馆都很难永久运营下去,因为民间私人家族对文物的热爱大抵难过三代,一旦收藏家的子孙后世不再喜爱文物,它们就可能被拍卖。”

    邓炳权认为,大部分流传于私人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最理想的途径还是回到国有博物馆收藏,但目前国有博物馆与私人博物馆之间的交流很少,几乎没有形成对话,“长此以往,私人博物馆中的文物仍然难逃被再次拍卖的命运。”

    刘金宏告诉记者,国外的大博物馆通常有相应的文化基金,通过董事会的运营,不仅接受私人捐赠的文物,还吸纳社会上私人捐赠的文化资金,政府配套相应的免税政策,“每年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接受的私人捐赠资金,高达20亿美元以上”。刘金宏认为,国内能否尽快出台免税政策,建立相应的文物基金会,将是未来几年国有博物馆内势必面对的改革。“谁先改,谁就能抢占先机,上海科技博物馆、中国煤炭博物馆都开始尝试接受社会捐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