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那年，毛泽东七十三岁了。他的心情很焦躁，觉得要在有生之年，把他忧虑的这个问题解决好。五月五日，他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我的身体还可以，但是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个可能，我们就有些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就都好了？才不是这样。”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6年5月5日。六月十日，他对越南领导人胡志明说:“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毛泽东同胡志明谈话记录，1966年6月10日。

   毛泽东不是已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发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文化批判了吗？但他逐渐觉得那些还远远不够，只是抓了个别问题和个别人物，并没有全盘地抓起来。他不久后对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和巴卢库说:“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毛泽东同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

   毛泽东迫切地期望能实现并保持一个公正、平等、纯洁的社会。他认为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依然存在许多“黑暗面”，特别是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方面，一些问题还在不断发展。在他看来，这些问题只有依靠放手发动群众来解决，“文化大革命”正是他所想找到的那“一种形式，一种方式”，一旦“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就可以充分揭露并消除这些“黑暗面”，实现他所理想的那样的社会。为了防止国家改变颜色，他觉得乱一阵也不怕，付出些重大代价也是值得的。这就是他所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西方有些学者喜欢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归结为“权力斗争”。这种看法，客气一点地说也只是主观臆测之词，并不符合实际:一来，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人向毛泽东的巨大威望和“权力”挑战；二来，毛泽东当时如果要打倒某个或某些人并不困难，根本用不着“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群众”进行这样一场“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的两个极为严重的错误在于:

   第一，对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黑暗面”作了极端夸大的错误估计，甚至混淆了是非，混淆了敌我。长时期领导阶级斗争和群众性政治运动并取得巨大成效的经历，使毛泽东习惯于把社会上存在的种种问题都看成阶级斗争的表现，甚至把一些他所不同意的正当主张也看作“修正主义”或在“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干部大多有着同他类似的经历，易于接受这种观点。随着“四清”运动的发展，毛泽东把问题看得越来越严重了。苏联发生的变化，更使他担心只要身边出现“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就会使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社会主义社会中本来仍存在种种矛盾，特别是当权的干部和群众的矛盾，但把问题看得越来越严重，就越来越脱离了实际。到发动“文化大革命”时，他已认定:党中央已出现了修正主义，中国已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这个估计就完全错误、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了。

   第二，对怎样消除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黑暗面”，采取了极端错误的方法:不是从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下手，在前进过程中逐步解决存在的问题，而是强调“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希望通过他所习惯的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办法，放手发动群众，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对存在的种种问题作一个总解决。他把“放手发动群众”看成可以不需要各级党组织的领导，群众要怎么做就怎么做。甚至说出这样的话来:“来一个放任自流”。“全国的省委、大市委、中等市委，要垮一批。”八月二十九日常委扩大会纪要，1966年8月29日。他认为，这些都没有什么了不起，最终都可以得到控制。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一旦没有约束地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一旦无政府主义泛滥起来，中国社会中十七年内积累起来的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包括自以为“不得志”的人同看起来被重用的人、在这件或那件事上心存不满的人、以至各种个人间的恩恩怨怨等等矛盾，都在“革命造反”的漂亮口号下，以极端的甚至是无法无天的形式，来一个集中的大爆发。一些大大小小的野心分子更乘此活跃起来，浑水摸鱼，为所欲为。这就像一旦打开潘多拉盒子那样失去控制，导致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它造成的恶果远远超出毛泽东原来的预料，说明他那些想法严重地背离了实际。这是一个沉重的教训。处于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国已再不能用这种办法来解决社会矛盾。否则，就只会有“天下大乱”，而不能达到“天下大治”。

  从这种错误认识出发，形成了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这个理论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说它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因为它违反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水平这个根本原理。说它不符合中国实际，因为它不符合中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并且对存在的问题作了错误的或极端夸大的估计。毛泽东却对这个理论充满自信，把发动“文化大革命”看作可以同建立新中国相提并论的两件大事之一。

   由于当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达到狂热的程度，由于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已遭到严重破坏，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发展到个人专断。一些重要领导人对“文化大革命”提出强烈批评，受到压制和打击。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重用过林彪、江青等人。这为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提供了机会，使他们能够伪装起来，打着最“革命”的旗号，把“左”的错误推到极端，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干尽祸国殃民的坏事，造成“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全国范围的大###，造成国家政治生活中由他们少数人强制大多数人的极端反常的局面，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大破坏，给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留下严重的消极后果。这十年，正是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取得突飞猛进的十年，中国却陷于“文化大革命”的内乱中，从而更加拉大了中国在经济文化方面同发达国家之间本来存在的巨大差距。

      这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沉痛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