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45年，毛泽东就明确地指出，在80%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要让人民在政治上翻身的基础上实现在文化上的翻身。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先后部署掀起四次扫盲高潮，并取得了巨大成效。

　　曾有过这么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真实故事。

　　1949年初秋，一封紧急密信送到黑龙江省宁安县某村长手上。

　　村长不识字，连夜挨家敲门找人来读，可村里识字的人太少了，更别说是读信了。终于，村长找到了一个号称“秀才”的村民，“秀才”看完信，很快就逃跑了。

　　原来，这是一封“追凶密信”，信中让村长监控的疑犯正是“秀才”本人。

　　这个真实故事，折射出这样一个严峻的现实：第一，新中国成立时，文盲占80%，学龄儿童入学率仅占20%。第二，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但如果不识字，做睁眼瞎，不能在文化上翻身，就不能彻底翻身。

　　为此，从来不畏任何险阻的毛泽东下定决心要迅速改变这一严重落后的面貌，要让人民在文化上也真正“站起来”。

　　第一次：研究汉语拼音方案，创造《速成识字法》

　　新中国刚刚成立，就将教育工作提上议事日程。1949年底，在毛泽东直接关怀下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决定：新中国的教育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主要任务是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1950年6月，毛泽东又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和旧有社会文化的改革工作。”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新中国很快对旧的教育制度和教学组织进行了改革。人民政府收回了教育主权，改造了全国30余万所大中小学，使之纳入社会主义的办学轨道。之后，有了基本生活保障的人民，终于可以把自己的孩子送去上小学了。旨在改变6亿人口中有4亿多文盲的现状的扫盲工作也同时展开了。

　　“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这是1950年9月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的基本精神。为了鼓励和推动学习，毛泽东在9月27日接见了与会的全体代表，并与学习劳模亲切握手、合影。于是，一场“政府领导、依靠群众组织”的识字扫盲运动从政府机关开始，向全国各地迅速展开。

　　毛泽东非常关注扫盲的方法。早在1949年8月25日，华北大学校长、中国文字改革的坚决倡导者吴玉章就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为了有效地扫除文盲，需要迅速进行文字改革。对吴玉章的建议，毛泽东极为重视，把信批转给郭沫若、茅盾等人研究。在毛泽东的关心下，1949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其中一项任务就是研究汉语拼音方案。

　　典型的力量是无穷的。此时，军队中出了一个扫盲的典型人物，其方法切实可行。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文化教员祁建华创造了《速成识字法》。这是一种借助注音字母的辅助作用，利用汉字字形、字义、字音相同与相异的不同特点，来提高识字速度的方法。1951年，西南军区在1?26万名干部、战士中试行《速成识字法》，一般只要15天时间，能识字1500个以上，能读部队小学课本3册，能写短稿。某野战军采用这一方法，于1952年3月底彻底扫除了文盲。

　　祁建华的创造很快引起了高度的重视。1951年11月29日，重庆《新华日报》介绍了祁建华的《速成识字法》。1952年1月11日，新华社发表了祁建华写的《“速成识字法”的创造经过》。4月23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举行颁奖典礼，奖励发明者祁建华的杰出贡献。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各地“普遍推行速成识字法”。扫盲运动的第一次高潮迅速形成。

　　1952年5月15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各地开展“速成识字法”的教学实验工作的通知》，指出：“在全国范围内，在广大的工人农民中间普遍地推行速成识字法，有计划地有步骤地扫除文盲，已是当前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9月6日，全国总工会发出《关于在工人群众中推行“速成识字法”开展扫除文盲运动的指示》。9月23日至27日，教育部和全国总工会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全国扫除文盲工作座谈会。会议一致认为，在广大劳动人民及工农干部中扫除文盲，是我们国家实行经济建设和民主建设的必要条件，同时是一项迫切和重大的政治任务。各级领导应以历次革命运动的精神来领导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运动，并须定出计划，以期在今后五至十年内基本上扫除全国文盲。会议还指出，扫除文盲的标准，就是使文盲半文盲认识2000字左右，能够阅读通俗书报和写三五百字的短文。

　　1952年11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9次会议通过决议，成立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任命楚图南为主任委员，李昌任党组书记，以《速成识字法》闻名全国的祁建华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另一名副主任委员是林汉达。

　　扫盲运动有如星火燎原，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为了把更多的迫切要求学文化的人组织起来，多种多样的学习方式被创造出来：工厂的“车间学校”、煤矿的“坑口学习小组”、农村的“地头学习小组”、妇女的“炕头学习小组”等。

　　“以民教民，能者为师”，“教师条件很平常，识字就能教文盲”。“扫除文盲人人有责，教人识字是一项光荣的任务”，“亲教亲，邻教邻，夫妻识字，爱人教爱人，儿子教父亲”等口号迅速响彻全国，使神州大地到处呈现出一片“读书声声响，处处是课堂，互教又互学，师生大家当”的热烈场面。到1953年止，全国扫除职工文盲近100万人，扫除农民文盲308万人。许多从“扫盲班”毕业的学员升入了业余学校，得到了进一步的深造。

　　第二次：1955年扫盲教育工作

　　光阴荏苒，新中国步入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新时期。随着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入，对人民的文化和技术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他希望借社会主义改造的春风来扫除文盲。于是，1955年，扫盲教育工作再次成为全国工作的重点。

　　9月，毛泽东看到了《山东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十分欣喜地表示：“这个经验应当普遍推行。”毛泽东在这份报告的按语中，提出了消灭文盲的问题。他说：“列宁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我国现在文盲这样多，而社会主义的建设又不能等到消灭了文盲以后才去开始进行，这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现在我国不仅有许多到了学习年龄的儿童没有学校可进，而且还有一大批超过学龄的少年和青年也没有学校可进，成年人更不待说了。这个严重的问题必须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加以解决，也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才能解决。”他认为在这方面，“山东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做了一个创造性的工作”，很赞赏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以本乡高小毕业生为教员，以合作社为单位办记工学习班的扫盲经验。他号召说：“这种学习班，各地应当普遍地仿办。各级青年团组织应当领导这一工作，一切党政机关应当予以支持。”并就教学内容和教材作了详尽的指示：“第一步，为了记工的需要，学习本村本乡的人名、地名、工具名、农活名和一些必要的语汇，大约两三百字。第二步，再学进一步的文字和语汇。要编这样两种课本。第一种课本应当由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同志，帮助当地的知识分子，各就自己那里的合作社的需要去编，每处自编一本，不能用统一的课本。这种课本不要审查。第二种课本也应由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同志，帮助当地的知识分子，根据一个较小范围的地方（例如一个县，或者一个专区）的事物和语汇，加上一部分全省（市、区）的和全国性的事物和语汇编出来，也只要几百字。这种课本，各地也不要统一，由县级、专区级或者省（市、区）级的教育机关迅速地加以审查。做了这样两步之后再做第三步，由各省（市、区）教育机关编第三种通常应用的课本。以后还要有继续提高的课本。中央的文化教育机关应当给这件事以适当的指导。”（《毛泽东文集》,1999年版，第6卷，第455-456页。）

　　在中国共产党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谈到了扫盲运动：“扫盲运动，我看要扫起来才好。有些地方把扫盲运动扫掉了，这不好。要在合作化中间把文盲扫掉，不是把扫盲运动扫掉，不是扫扫盲，而是扫盲。”《毛泽东选集》,1977年版，第5卷。之后，毛泽东还亲自制定了“每人必须认识1500到2000个字”的扫盲标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481页。

　　就在这种背景下，扫盲运动又再次发动起来，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了第二次扫盲高潮。

　　12月1日，共青团中央发布《关于在七年内基本扫除全国青年文盲的决定》，指出“扫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大量文盲，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是有战略意义的任务，为了适应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必须加快扫盲的速度。”

　　1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要在七年内基本上扫除全国青壮年文盲》的社论。

　　1956年1月30日，教育部发布《关于评奖扫除文盲优秀教师、优秀工作者、优秀学员、先进单位的暂行办法》《颁发识字证书及业余小学、业余中学毕业证书暂行办法》。

　　2月9日，《光明日报》发表《把扫除文盲运动推向高潮》的社论，提出：广泛动员一切社会力量，大规模地开展扫除文盲运动。于是，扫盲运动的第二次高潮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为了推动扫盲运动的深入，3月15日，全国扫除文盲协会成立。会长由陈毅元帅担任。

　　3月29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扫除文盲的决定》，将扫盲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第一次把扫盲作为国家发展大计。《决定》指出：在全国范围内积极地有计划地有步骤地扫除文盲，使广大劳动人民摆脱文盲状态，具有现代的文化，这是我国文化上的一个大革命，也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中的一项极为重大的政治任务，要大张旗鼓地开展。《决定》还制定了扫盲的原则、对象、标准和目标。

　　在扫盲运动高潮中，人民群众创造出很多很好的教学形式。当时，工矿企业采取了“长班短班结合、集中分散结合、脱产业余结合、自学辅导结合”等形式，农村采取了“农闲多学、农忙少学、大忙放学、忙后复学”等形式，做到了“学习方法大家找，怎么方便怎么好。安排活茬挤时间，能学多少学多少”，“见物识字”，“见字问字，见人问人，处处是课堂，一片读书声”。

　　春耕夏种不言苦，喜看秋后果累累。到1957年上半年，全国原有文盲中已有2200万人脱盲，并已有160万人达到高小和初中毕业文化程度。

　　广大的工人和农民学习文化后，生活和生产方面都起了很大的变化。许多学员在扫盲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文化技术，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

　　第三次：1958年《掀起规模壮阔的扫盲大跃进》

　　1958年春，我国的工农业生产都出现了“大跃进”的做法，文教卫生事业当然也要“跃进”。毛泽东非常希望能够加快扫盲的步伐，要求尽快制定出新的扫盲规划来。

　　2月底至3月初，教育部、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全国扫除文盲协会召开扫盲先进单位代表会。全国扫除文盲协会会长陈毅在讲话中说：扫盲工作是使六万万人民“睁开眼睛”的工作，要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一开步走，就要识字。从扫识字盲，扫文化盲，到扫科学盲。他号召来一个文化上的“原子爆炸”。会议向全国发出5年内基本上扫除全国青壮年文盲的倡议。

　　陈毅关于扫盲工作气吞山河的号召显然是得到毛泽东支持的。3月7日、5月20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社论《掀起规模壮阔的扫盲大跃进》《用革命精神扫除文盲》。一个群众性的第三次扫盲高潮很快形成。

　　但是，当时全国14岁到40岁的青壮年文盲，单在农村中就还有1?5亿，如果照以往8年的平均速度来扫，即使一年扫300万，也得50年才能扫完。所以，如果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文盲，那就必须每年扫掉3000万到4000万，要在往年扫盲速度的基础上加快10倍以上才行。于是，一场你追我赶的扫盲“大跃进”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群众中蕴含着无穷的创造力，一些扫盲口号应运而生：“社会主义是天堂，没有文化不能上”、“工业化、农业化，没有文化不能化”、“技术是个宝，没有文化学不了”、“文化跟着生产走”、“生产到哪里，学习到哪里”、“雪地是块大石板，文盲写字写得欢”、“千人教万人学，万人教全民学”、“一切识字的人都要动员起来教人识字，一切不识字的青壮年都要组织起来努力学习”，“工业大跃进！农业大跃进！扫盲也要大跃进”、“读百本书、写万个字”、“读万言书，写千封信”、“一年突击，两年扫尾、巩固，三年全部扫光全省（湖南）青壮年文盲”。

　　受当时普遍存在的浮夸风的影响，扫盲“卫星”竞相升空。1958年1月，黑龙江省宁安县率先宣布成了基本无文盲县。随后，黑龙江省提出了“乘卫星，坐火箭，赶上宁安县”的口号，经过3个月的大干，成为全国第一个无文盲省。

　　在示范效应下，其他各省的扫盲“跃进”步伐也大大加快，参加扫盲的人数和已实现基本扫除文盲的地区数不断攀升：

　　4月底，全国有137个县基本扫除了文盲；

　　6月底，全国参加扫盲学习的约9000余万人，444个县基本上扫除了文盲；

　　7月底，全国有639个县、市基本扫除文盲，占全国县、市总数的28?1%，其中，基本扫除文盲的省有黑龙江、吉林、浙江和甘肃。全国有4100多万人摘掉了文盲帽子；

　　8月，扫盲数字又大大上升了。据报道，从1月到8月，我国扫除了近9000万文盲，在全国2257个县、市中，有1516个即67?2%的县、市基本扫除了文盲，12个省相继宣布为基本扫除文盲省；

　　10月中旬，数字达到了顶峰。据称：全国有1799个县、市单位基本上扫除了青壮年文盲，即79?7%的县、市基本扫除了文盲；有17个基本无文盲省；从1958年1月到9月共扫除青壮年文盲1亿人。

　　历史往往令人哭笑不得，有时确实无法以理性的目光去审视。中国仿佛一夜之间就甩掉了文化落后的帽子，完全陷入一种自我陶醉的狂热幻想中。

　　对于这一时期扫盲运动中出现的浮夸现象，毛泽东也发现了，并对之作出过批评。在1958年11月的武昌会议上谈到“作假问题”时，他说：“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实……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

　　事物都有其两面性。现在回头再来解读1958年扫盲的这些数字时，我们必须辩证地认识。一方面，这些数字多是浮夸的，但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当时全民动员、参与的扫除文盲运动也确实取得了极为显著的成绩，这一点谁也无法否认。

　　第四次扫盲后：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

　　扫盲运动经过三次疾风暴雨的高潮后，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新中国的文盲已经大大减少。但是，怎样加快扫盲速度、巩固扫盲成果和提高广大劳动人民文化水平，仍然是摆在毛泽东面前的一道难题。

　　1960年4月，一份来自山西省委的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报告说，山西省万荣县过去10年来一贯重视扫盲工作，但复盲现象严重。1958年10月，万荣县决定在全县广泛地推行汉语拼音方案，采取注音识字的办法，高速度地开展扫除文盲和业余教育运动。1959年10月，县委进一步总结了注音扫盲的经验，在作了充分准备之后，一鼓作气，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了万民教、万民学的注音扫盲高潮，取得了预想不到的成效，仅2个月即实现了青壮年无文盲县的目标。他们所采取的注音识字的步骤是：一是学习掌握汉语拼音方案，二是借助注音字母认识汉字，三是大量阅读注音书报，不断扩大识字量。

　　正在为复盲现象苦恼的毛泽东看后，非常高兴，激动地提起笔来亲自为这一报告拟题：《山西省委关于在全省推广万荣县注音扫盲经验，争取在1960年使山西成为无盲省向中央的报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9册，第150页。他指示将这一报告印发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并在党报发表。他还满怀信心地希望经过1961年的努力，争取全国比山西迟一年完成扫盲任务。4月22日，中共中央向各地下发了这一指示。

　　这年的5月1日，《人民日报》在重要位置发表社论，要求认真学习、大力推广万荣县的注音识字经验，争取提前扫除文盲。在毛泽东的亲自关注下，1960年5月1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推广注音识字的指示》，指出：“山西省注音识字经验，是我国革命文化中一项重要的创举，应当在全国迅速推广。”

　　一花引得万花开。“学万荣、赶万荣”的注音识字运动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展开了。这也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第四次全民扫盲高潮。

　　实践证明，这个办法果然很好，注音扫盲一般经过100小时左右的教学，学员即可达到扫盲标准：能写书信、诗歌和阅读报纸。广大群众对注音扫盲极为欢迎，他们用朴素的语言赞颂说：“注音扫盲真正好，文盲识字如飞跃，认一个来得一个，三年五载记得牢。”

　　这次扫盲高潮的时间并不长，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扫盲运动也进入了调整。但扫盲工作仍然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964年，我国开始第二次人口普查，同时也对国民的文化素质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调查。结果显示：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1亿多人摘除了文盲的帽子。

　　现在，我国国民文化素质普遍提高了，这与毛泽东当年在扫盲方面的不懈努力无疑是分不开的。

　　（本文摘自《魅力毛泽东》　刘继兴 编著　新华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