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君武幽默的性格总是给他身边的朋友带去欢笑，但他对待敌人以及自己队伍中一些丑陋的现象一点儿也不留情。“他给蒋介石画的那个形象太深入人心了，几乎人人知道，后来这个造型还拍了木偶片叫《皇帝梦》。”于蓝这样说。而侯一民则告诫众人：“不要因为华君武离开了我们，讽刺也离开了我们。不要因为艺术繁荣了，就没有了批评。”

    著名文艺理论家仲呈祥把话题延伸到了当今的文化界：“如果文化是一座宝塔，我们千万不能把本应在塔尖上，像华君武这样的艺术家拽到塔底，甚至挤出塔外，而把本来只能在塔底占一席位置上的人强行推到塔尖。如果我们能用这样的反思来悼念华君武，并将他未尽的事业进行到底，这才是最好的追思。”

    和君武交往八十年

    冯先霈(96岁)

    编者按  本文作者冯先霈是铁道部铁道科学研究院退休的钢轨专家，原籍绍兴，出生在杭州。这篇文章是他用了两个白天加一个晚上亲笔写成，由他女儿敲入电脑。他和华君武是相识80年的老友，比华老还大一岁。冯老希望家乡的报纸刊登出来，以纪念他俩相续两个世纪的友谊。限于版面，本文略有删节。    

    6月13日下午，我和老伴陈静宣在看电视台转播球赛，忽然在电视屏幕下方出现一行字，写着：“著名漫画家、社会活动家华君武逝世”。我们看到这则不幸的消息，就把电视机关掉，两人相对无言。

    华君武是我八十年的老友。我们相识于1931年秋，那时我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上高中，君武则在杭州上初中。1931年“九·一八”事件发生，上海的学生纷纷上街要求南京政府出兵抵抗。上海学生上不了课，父亲要我回杭州，就是在杭州青年学生聚会时，我结识了君武和他胞兄章靖和大妹妹彤炜，他们都是杭州的中学生。

    1932年1月28日，日军入侵上海。这一学期开始时学校又停课了，我也只好在杭州家中自学。我因为哥哥在上海工作，弟弟年幼，在家里没有玩伴，所以每逢星期日就自己放假去找华氏兄弟一同游西湖。他们约我见面的地方不是他们家，而是位于龙翔桥北堍的“何志薑医师诊所”。那是一所大宅子，三开间、二层楼，楼前还有宽广的庭院。君武告诉我，何志薑医师是他们的六姨夫，他们的六姨母也是个医生，生活条件比较好。君武的外祖母也住在一起，君武的小妹妹琬芬在何家附近上小学，也住在这座大院里，顺便照顾年老的外祖母。

    我到那里不用等多久，君武和胞兄章靖就来了，我们一起步行西湖。因为我星期天方能参加，因此，总共只参加了四、五次，但不论我们游西湖最后的目的地在哪里，我们起步的一段路却是固定的，先是沿白堤到平湖秋月，向右转沿着孤山东麓到放鹤亭，然后向西过苏曼殊墓就到了西泠桥南堍，再沿着外西湖到达西泠印社。

    1932年4月，日本侵略军从上海撤军。我的学校复课，我就离开杭州，到上海去继续上学。在同君武兄妹和他们的同学一批十几岁的青年相聚的日子里，总觉得君武的性格和我们有些不同。当我们遇到社会上一些不合理的事时，一般都离得远些，君武却表现出很大的愤慨。举个例子：章靖告诉我，他们有一个小舅父因为和妻子不和，纳了一个小妾，还要对妻子施暴。君武知道后非常愤慨，说他舅舅“宠妾灭妻”。有一次他舅舅到杭州来，他一定要和舅舅评理，后来被他母亲劝阻。那年君武不过是个十五六岁的少年。

    1934年，君武的母亲托她在上海经商的堂兄替君武在新开不久的“上海日夜银行”(简称“上海银行”)谋了一个职位，于是君武就辍学到了上海。这年我也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学。君武就和我在上海相聚。因为学校里功课比较忙，我和君武见面机会并不多。他告诉我，他和上海那时的学生青年们喜欢“西风”杂志的撰稿人，和编辑黄嘉音、黄嘉谟有些来往。他又告诉我，他很欣赏俄国漫画家萨帕乔在上海英文报《字林西报》上发表的讽刺漫画。又说他喜欢漫画家卜劳恩画的连环漫画“父与子”。我想这就是君武对漫画的启蒙。

    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大举侵华，全面抗战爆发，上海很快被日军占领，租界就成了孤岛。因为上海交大被日本人占据，我们只好在法租界借了一处房子读完我们班级最后一年，到1938年夏毕业。同学们都纷纷打算到大后方去找工作。我的目的地是到南宁去找老校友。那时到广西要先到香港，我买到8月4日去香港的船票，7月底的一天我打电话给君武告诉他我的行期，他说要为我饯行，相约在南京西路的一家德国西餐厅馆吃牛排，餐后两人紧紧握手，因为不知何时何地才能相见。8月3日我打电话到上海银行找君武辞行，接电话的人告诉我，华君武三天前已经离开银行，据说也是到大后方去的。这时我才知道他约我到德国西餐馆吃牛排，不是饯行而是告别。但是那时我对他此行的目的是一无所知。

    1949年5月上海解放。这年秋天的一天，彤炜给我打电话说，君武到上海要和我相见，相约在星期天下午在彤炜家相见。这天我和静宣同去，相见后有说不尽离别之情。不久君武就去北京，我知道他在《人民日报》社工作。

    1951年12月，铁道部下令调我和静宣到北京另行分配。有一天在北京东安市场与君武不期而遇，他就请我们在东来顺一起晚餐，知道他就住在附近的煤渣胡同，仍在《人民日报》社工作。在此后的历次运动中，君武和我都小心翼翼地安然度过了。到了文化大革命，我们就逃不过了，我头上的帽子是反动学术权威。君武和我们夫妻都不同程度吃了些苦头，不堪回首，就不细表了。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们头上的帽子虽未脱掉，却已宽松多了，君武和我就有互访，多半是他来我家。打倒四人帮后他更常来我家，有一天清晨六点有人敲我家的门，我开门一见，原来是君武，他来问我“当归”怎么吃。他说多年前友人送他一包当归，想吃掉却不知怎么吃。他这个问题来问一个搞工程的，这不啻于问道于盲吗？

    我从来没向君武索过画，不过他曾主动送过我一幅他的大作，画的是一只高翘尾巴的小猫，有一段他自己的题词，说的是：人说老虎屁股摸不得，现在连小猫的屁股也摸不得了。画的上款是“先霈静宣兄嫂一粲”，下款是“甲戌雨水君武”。从这段自白中，可以看出老年君武已经不是当年意气风发、路见不平几乎要拔刀相助的华君武了。

    老友先我驾鹤西去，十分伤感。这几天总是忘不掉相识相交八十年的情景。遗憾的是连最后一面都不能见到，只好写篇短文纪念他，以寄托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