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态”下的脆弱幸福
生活在三线城市焦作的陈孟云不敢停歇，每休一天，记账本的进项为零，支出却不能断。
一线城市亦居不易。《蜗居》中海萍的一段台词让一些人觉得是在说自己：“每天一睁开眼，就有一串数字蹦出脑海，房贷6000，吃穿用2500，冉冉上幼儿园1500，人情往来600，交通费580，物业管理三四百，手机电话费250，还有煤气水电费200，也就是说，从我苏醒的第一个呼吸起，我每天要至少进账400??这就是我活在这个城市的成本。”
近日，人民网进行了一次“逃离北上广”的调查，34%的人表示一线城市年轻人生活压力太大；2%的人表示生活平淡；58%的人表示很担忧。
伴随一线城市的压力，二线城市一度被看好：城市规模适中、经济适度发达、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比例适当，处在平衡的中间态。
海景御花园小区曾是大连昂贵的海景别墅区之一，但1996年建造的60座独栋别墅与数栋公寓，在生存了短短的14年后就面临拆除的尴尬，买得起别墅的幸福却遭遇规划不良导致短命别墅的“杯具”。
郑州美景天城小区的孩子6年来一直面临上学难的困境，新区的建校速度总是赶不上城市的扩展速度。
修路、建房、搭桥，目前武汉三镇有5000多个大大小小的工地，基础建设高峰期与私家车数量激增高峰期双峰相遇，江城进入“史上最堵时期”，空气质量也让市民相当担忧。
二线城市越来越向一线看齐，城市病也接踵而至，但城市又不能不发展，这种中间态下的幸福显得有些脆弱---本已握在手中，却容易被冲淡或打破。
“二线城市”是城市中的中产，社会中的中产阶级的幸福也脆弱。他们暴富没有快进键、工作没有暂停键、晋升没有快捷键，永远都是老板的播放键，阶层地位没有锁定键。一个政策调整、一次金融冲击、甚至一场重病，都会将其积累格式化，体面的社会地位背后是患得患失的身份焦虑。
作为被某种社会情绪仇视的阶层，富豪的安全感更复杂一些。杭州萧山的一名“富二代”，身价20亿，他说：“我现在最希望的是被外国公司收购，给我折现，我就无忧无虑去过日子。”他已拿到了三个“身份”：澳洲、马耳他和香港。
“幸福了吗？”央视名嘴白岩松在新书中问。“富人抱怨，穷人抱怨，上面不安，怕下面闹事，下面也不安，怕上面总闹些大事??”每个阶层都有不幸福的理由，但在彼此的对望中又都是幸福的“他者”。
幸福感为何没有与收入同步提升
各阶层的对视是对自身幸福度的检视。
影响幸福指数升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贫富差距。2005年，中国社会调查所的一项报告显示，民众最为关心的社会问题，排在第一位的是贫富差距。在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的调查中，市民已连续四年把“贫富差距过大”列为社会问题之首。
以反映贫富分化的基尼系数为例，数据显示，内地基尼系数已增至0.49，大大超出0.4的警戒线。全世界有完整统计数据的150多个国家里，基尼系数超过0.49的不超过十个，中国属于其中之一。
“相对收入理论”和“社会比较效应”能解释为什么收入的提升并未使幸福感同步提高。该理论认为，人们所获得的一定数量的物品所产生的幸福感，取决于与其他人所拥有物品相比较而得到的满足感或失落感。马克思说过：“一个房子不管是大还是小，只要周围的房子差不多，每一个房子的居住者都会感到很满意。但是，如果在小房子旁边盖起了一座宫殿，那么它就会立即显得破落不堪。”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和利益群体较为简单，整个社会只存在工农兵学商加上干部、知识分子等阶层，这样的社会结构特点是不同群体间界分鲜明、稳定性高，而同一群体内部则分化度较低，同质性高。
今天，我国经济结构和社会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当前中国的社会流动和阶层分化提供了大量让人们比较的情境，阶层分化和相互之间的攀比，使人产生内心的不平衡，竞争加剧也让人产生比较的压力，体会到不公平焦虑的人变得更多，甚至有人产生仇富心理。”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俊秀说。
当前全国人均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劳动收入的增长速度。这意味着，当一部分人还在努力用付出劳动力换取报酬时，另一部分人已经可以收获财产带来的收益，且前者增长的速度不及后者。
“让一个从不摘苹果的人拥有吃不完的苹果，多数时候可能就是一种悲剧。”陈孟云说，“中国实现真正的幸福在哪里？在穷人的幸福里。这是在中国‘普及幸福’的一条捷径，对以小康生活为起点的人而言，他们的收入对增加幸福的效应是会逐步递减的，而贫困阶层收入增加一些会使他们感到幸福了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