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彻“以人为本”，幸福是具有包容力、承载力、解释力和表现力的一个词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耿 | 上海报道
2010，幸福满眼。
安徽卫视年初播《幸福一定强》，年尾播《老马家的幸福往事》，央视播的是《老大的幸福》，更有一部电视剧直接取名为《幸福》。
纪录片《幸福在2010》用真实的剧情晒幸福。
江苏卫视推出了谈话类节目《幸福晚点名》，东方卫视打造了《幸福魔方》。
周杰伦伴着钢琴低吟《说好的幸福呢》，吴杨雨浅抒《最幸福的人》，白岩松蹙着眉头问《幸福了吗》。
文艺圈的焦点，直接折射出主流意识形态的关切所在。幸福正在上升为国家意志。
从GDP到GNH
十七届五中全会和“十二五”规划建议释放出淡化GDP指标的信号，也使得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国民幸福总值)这一概念的引入引起广泛关注。关于“幸福指数”、“民生指数”的讨论和报道，在学界与媒体界渐热。
国民幸福总值指标的由来是什么，它是怎样被引入中国的？
1972年，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不丹王国提出了GNH的概念，并将追求该目标的最大化作为政府的最高发展目标，这在世界上是第一个。
40年前，不丹还处在没有货币的物物交换的经济状态下，世界许多国家已在开展如火如荼的GDP竞赛。
GDP这一指数诞生于上世纪30年代，为应对经济大萧条，需要完整和全貌的数据为宏观经济决策做参照。
“二战”后，西方国家的经济迅猛发展，但是物质财富的积累并没有拉动人们幸福感的同步提升。以美国为例，1960至2000年，按不变价格，美国人均收入翻了三番，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人却从40%左右下降到30%左右。
GDP不“给力”，各国的GDP竞赛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国民幸福水平的提高？
国外对幸福感的研究起步较早，侧重于微观。1955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在《富足社会》中提出了“生活质量指标”这一概念，是幸福指数的前身。之后，关于这方面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医学等学界都加入幸福感研究的行列。
中国关于幸福指数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主要是由心理学家进行描述性研究和探索影响幸福的主客观因素，侧重于宏观。
全世界研究者的视角最后归拢到小国不丹身上，这个人均GDP仅1000多美元的国家，在世界幸福地图上排名第八。
哲学家休谟说：“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不丹模式”直接对接幸福，促使人们反省：发展为了什么？
如果说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给人类送来了GDP，本世纪近几年的经济危机则促使全球对于国民幸福指数研究的兴趣日益高涨。
两年前，法国总统萨科齐下令设立了针对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的评测委员会，该委员会去年为改善进步评估体系提出了12项建议；英国则创设了国民发展指数(MDP)，综合考虑社会、环境成本和自然资本；日本也开始采用另一种形式的国民幸福总值(GNC)，更强调文化方面的因素。
2005年2月，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提醒说，中国需要调整以GDP为中心的片面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模式，走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追求人民的幸福生活。
事实上，十六大以后，以往人们所习惯的单纯以GDP来衡量的经济发展就在理论和实践上被反思。中国人正在寻求更为合理的指标，用以反映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2005年的全国“两会”上，中科院院士程国栋就提出了一份《落实“以人为本”，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建议国家组织有关部门研究制订一套“国民幸福指数”的评价体系。
2006年9月国家统计局指出今后中国将推出幸福指数、人的全面发展指数、地区创新指数[6053.55 0.99%]以及社会和谐指数等一些新的统计内容。
“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而言，国民幸福指数具有重要意义，它将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历史性的里程碑。”程国栋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