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度下的文化缺失

　　李清照在为赵明诚《金石录》所作的《后序》中,描写他们藏书读书的情景:每获一书,即共同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首无明珠翡翠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遇书史百家字不刓阙、本不讹谬者,辄市之,储作副本……几案罗列,枕席枕藉,意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

    这样的收藏与研读之趣,在当今收藏界并不多见。对此,原燕山出版社总编辑赵珩不无忧虑。他认为,中国收藏历史悠久,过去只是小众活动,囿于文人、官僚之中。近年来,收藏从传统小众行为变作全民大众行为,又包含了投资升值的功能,难免滋生流弊。收藏品有“在途”与“在库”之分,原本到了收藏家手上,就应该属于“在库”。但现在90%的收藏品会重新回到市场。甚至有人戏称,每年春季拍卖买的东西,到秋季拍卖就可以卖出去了。在这样的环境下,究竟有多少收藏品能为文化研究所利用?收藏家是文物的典手者而非永远的占有者,在收藏这项文化活动中,其过程的趣味与享受应大于占有的欲望。

   一次偶然的机缘,方继孝从旧档案中发现了一部写满古文字形的手稿,当看到“怀宁陈仲甫编订,如皋魏建功题署”两行字时,他越发确定了这部手稿的价值。“仲甫是陈独秀的字,魏建功是他的学生,研究文字音韵,可见这部手稿是陈独秀去世前十几年间重拾学术旧业的成果。”方继孝说,后来经过自己的点校整理,手稿编为《陈独秀先生遗稿》出版,使人们在陈独秀政治身份之外,重新认识了他作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学术身份。

    像方继孝这样的收藏者并不多。历来收藏者有“高者近儒,低者近丐”之说。近儒者,即以自身文化学养,借助收藏物品,探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轨迹,多少兴亡事,说与子孙听;近丐者,徒求物值几何,在金钱的追逐之下,又有多少极具价值的文化遗存化作云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