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国集团诞生于2008年金融危机中，并成为应对危机的主要平台，在全球经济危机并不明朗的情况下，二十国集团初步显示了其治理成效。这一方面是国际权力结构的变迁，另一方面又是全球治理的机制的变迁。

    二十国集团是国际权力结构变迁的结果。1975年，七国集团成立，并成为当时国际金融体系治理的主要机构，这与当时的国际权力结构变迁是基本一致的。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七国集团无论是在世界经济体系还是国际政治领域都占据着绝对优势地位。经济上，七国集团国内生产总值长期占世界生产总值的2/3以上，贸易量占全球的一半以上；政治上，联合国安理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中有 3个属于七国集团；此外，七国集团的多个国家还是世界顶尖的科技强国。2008年二十国集团首次峰会召开并被委以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责，世界权力版图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作为一个整体的七国集团，其GDP占整个世界 GDP的比重由 1999年的67%降到2008年的53%，而二十国集团中新兴国家的比重则由 14%升到23%。其次，就单个国家而言，1999年只有中国GDP超过七国集团成员中的加拿大，排名第七位；而到了2008年，巴西和俄罗斯已经超过了加拿大，分别占据第八和第九位。印度近些年经济发展迅速，超过加拿大只是时间问题；中国已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最后，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贸易自由化的发展，跨国贸易在近十年来急速增长，而大部分的增长来自于新兴经济国家。1999―2008年间，二十国集团中新兴国家的国际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重从13%上升到21%，而七国集团所占比重却从51%下降到42%。与此同时，国内资本市场的自由化以及资本账目的开放导致了跨国资本流动的增长，新兴经济国家的国际储备也迅速增加，特别在近几年，作为应对未来危机的手段，新兴经济国家国际储备的增长不断加快。二十国集团中新兴国家的国际储备占全球储备的比重从1991年的14%提高到2006年的43%，到2008年，这一数字又提高了两个百分点，达到45%。而新兴国家的外汇储备正是美国应对金融危机的借款来源。

    二十国集团是全球治理的机制的变迁。20世纪90年代以来，多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对危机国造成了重大的利益损失，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国际金融事务的敏感性。正是由于国际金融事务的敏感性，主权国家在进行国际金融合作中需要付出较大的主权成本，即便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也是采用七国集团这种论坛式的治理模式，而没有建立起新的超国家机构。与此同时，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同质性程度较低，尽管都是市场经济国家，但由于各国的政治制度、民主传统、金融管理制度仍然存在较大的差别，二十国集团不宜采用较高程度的制度化组织。

    二十国集团从部长级会议升级为首脑峰会，并成为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制度平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升级既有的二十国集团能够最大程度地节约制度建设成本。创建一个新机制需要高昂的交易成本和漫长的谈判时间，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需要国际社会采取迅速而有力的行动，因此，对既有的、相对比较合适的机制进行改造，而非完全另起炉灶，成为当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种最佳选择。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社会在应对危机时面临着几种制度选择，但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将二十国集团部长级会议升级为二十国集团首脑峰会,比重建一个新制度在搜集信息、决策、谈判方面花费的成本小得多。二十国集团部长会议机制已经运行了10年，虽然在国际金融治理中没有发挥实质性作用，但是已经形成了一套运行规则和程序，更重要的是，它形成了既定的成员国，直接将其升级，避免了重建一个新制度的过程中围绕成员国标准之争所必定要产生的高额交易成本，这不利于危机的应对。从国际治理结构的制度化水平连续谱系来看，制度化水平越高，国家间治理成本就越低。但是在现实世界中，大量国际制度的制度化水平都相对较低，而且成员国也无意对此进行改变。这是因为，国际制度化水平是以承受主权成本为代价的。国际制度化水平越高，主权成本相应也就越高，主权国家在进行国际制度的创建和设计时，都会在国际治理效果与主权成本之间进行十分精细的权衡，进而形成各自不同的制度偏好。总体而言，在合作方中，实力弱小的国家通常更加关注主权成本，担心制度合作中对主权的损害；而实力强大的国家更加关注治理效果，因为强国在国际治理中获得的收益份额最大。

    所以，在本次戛纳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不管国际媒体大都认为希腊的“绑架”成为本届峰会的“亮点”也好，还是意大利的债务危机夺人眼球也罢，二十国集团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是不容忽视的，宏观地看，虽然欧债危机问题不少，但是也是世界权力变迁的一种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