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世英结合中西哲学的古今形态与流变，联系我们现在所处的历史时代，从哲学追求的最终目的出发，从万物一体及真善美统一的维度论证了人生境界的内涵。

　　1921年，张世英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北郊东西湖区柏泉村一个普通中小学语文教师家庭。他的父亲一生甘于清贫，鄙视结党营私，抗战期间拒绝出任伪职，被邻里誉为“柏泉的圣人”。父亲的形象对张世英人格之养成和学术兴趣之形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父亲尤爱以道家思想和陶渊明的精神教育他，要求他“不为五斗米折腰”，后又以《史记菁华录》和《庄子》教他，培养他“不受嗟来之食”、“做人要有骨气”的气节。父亲“不求闻达，要做学问中人”的教导成为张世英的座右铭。

　　1937年抗战爆发，1938年武汉沦陷，张世英只身到鄂西山区念高中。流浪时期的彷徨，使他悟得了一些读书救亡的道理。高中毕业后，他怀着济世救民的理想，考入西南联合大学。那时的西南联大，既是学术空气浓厚的殿堂，又是要求政治自由的“民主堡垒”，张世英在此打下了扎实的学术基础。几十年后，他还深情地回忆起其时的生活与学习状况：“西南联大也是一座‘一中有多，多中有一’的学府。政治思想方面：进步的，保守的，中间的，左中右都有，各得其所。学术派别和学术观点方面，仅以哲学系为例，有信奉陆王心学的贺麟，也有信奉程朱理学的冯友兰，有信奉大陆理性主义和佛学的汤用彤，也有维也纳学派的洪谦。风格方面：汤用彤，雍容大度，成竹在胸；冯友兰，博古通今，意在天下；冯文潜，精雕细刻，入木三分；贺麟，出入中西，儒家本色；金岳霖，游刃数理，逍遥方外。总之，名家荟萃，各有千秋。……我和我的联大同学们就是在这样自由的学术雨露中成长起来的。”

　　揭示黑格尔哲学的内涵

　　张世英最初以黑格尔专家闻名。虽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重要思想来源之一，黑格尔哲学在我国受到极大的重视，但真正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严肃、深刻研究的著作不多。张世英的几部著作可以说是我国很长一段时期内黑格尔研究的重要成就。

　　从1953年至1966年，由于特殊的环境，很多学者几乎无暇顾及学问，在这种夹缝中，张世英挤出时间，专心科研。他学习李贺锦囊觅句的精神，凡是遇到专业方面有所不知之处或是偶有心得，就毫不拖延地查阅各种材料，随时记录，并分类装入纸袋，这为其后来的论著作了充足的准备。

　　1962年，张世英的《论黑格尔的哲学》一书出版，前后发行3版，重印11次，成为我国许多学者学习黑格尔哲学的“启蒙读物”。之后，他又出版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述评》和《论黑格尔的逻辑学》两部著作。其中，《论黑格尔的逻辑学》一书出过3版，并被译为日文出版，被誉为“中国第一部研究黑格尔逻辑学的专著”。这些著作虽不免染上时代的印记，某种程度上有“以政治批判代替学术研究”的嫌疑，但还是力图论述西方哲学史的发展线索和内在逻辑，细致地揭示黑格尔哲学的真正内涵。

　　“文革”结束后，张世英开始了学术的新生命。在前八九年里，他为研究生开设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的小逻辑”、“新黑格尔主义”等课程，科研方面也仍以德国哲学和黑格尔哲学为主。1982年，他的《黑格尔〈小逻辑〉译注》出版，1986年，《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出版，均为我国系统论述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相关部分的“第一部专著”。其中《黑格尔〈小逻辑〉译注》逐节讲解、注译黑格尔的《小逻辑》，重在讲解重点难点，力图弄懂黑格尔的原意，把散见在黑格尔全部著作中所有相关问题的讨论联系起来，从而能相互参照、相互发明。同时，借用西方黑格尔研究者的讲解和注释来讨论黑格尔的思想，实际上是一个外国经典哲学著作的“集注本”。《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则极力揭示出黑格尔精神哲学的本性，即人的本质在于精神和自由。

　　此后，张世英开始重新审视黑格尔的思想。在2001年出版的《自我实现的历程——解读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一书中，他把《精神现象学》视为描述人为了自我实现，达到主客同一所必经的战斗历程的伟大著作，其主要特点是强调了自我实现这一历程的漫长性、矛盾性和曲折性。他还断言：“黑格尔哲学既是传统形而上学的顶峰，又蕴涵和预示了传统形而上学的颠覆和现当代哲学的某些重要思想，现当代许多批判黑格尔哲学的大家们往往是踩着黑格尔的肩膀起飞的。”

　　值得一提的是，迄今为止，张世英主编的《黑格尔词典》仍是国内唯一一部专门以一位西方思想家为对象的词典。

　　会通中西哲学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哲学界关于主体性的讨论引起了张世英的兴趣。当大家还仅仅把主体等同于主观能动性时，他的思考已触及如何以主体性来理解哲学以及中西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年过花甲，他仍努力学习新知，如饥似渴地阅读尼采、狄尔泰、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德里达等人的著作，同时，深入阅读中国传统哲学著作，尤其是道家的著作。他阅读与思考的成果体现在1995年出版的《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一书中。

　　张世英体会到，人对世界万物的基本态度和基本关系有主客二分和主客不分两种，他将后者称为“天人合一”。在他看来，中国传统哲学主要是天人合一的哲学，西方传统哲学主要是主客二分的哲学，中西哲学史各有其线索，但并非各不相干。受冯友兰的影响，他认为，尽管不同的文化思想各有其独特的历史源头，但均可视为人类思想这同一棵大树上的树丫，所以，应将之放在同一条历史长河中、同一棵大树的成长过程中作纵向的考察，考察各自所占有的历史地位、阶段性和发展趋势，而非作横向的、静止的比较。他看到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给中国人带来了人与物、人与自然交融和谐的高远境界，但由于缺乏主客二分思想和主体性原则，导致科学和物质文明不发达的弊端，尤其是压制了人欲与个性，而西方哲学天人二分的特征则带来人的物化、形而上学的普遍性和确定性对个体性和差异性的压制等诸多问题。

　　在他看来，我们必须面对两个问题：“一是中国哲学向何处去？二是哲学何为？”他给出的思考结果是，应使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和西方传统的主客二分相结合，让“东化”和“西化”结成联盟，造成一种“既有西方近代的主客二分和主体性的进取精神，又有天人合一、人物交融的诗意境界的哲学，是个体性、差异性和流变性从传统的整体性和凝滞性中获得解放的哲学”。

　　阐释人生境界

　　“瘐信文章老更成”，张世英在“古来稀”的年纪开始离开“照着讲”的模式，进入“接着讲”的境界，其思考不再黏着于哲学范畴之内，而是力图深入到文学和诗的领域。

　　张世英近年致力于建构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的哲学。他认为哲学“是提高人生境界之学”，“哲学是讲人对世界的态度，讲人怎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从宇宙整体内部体验到万有相通即万物一体的境界”。他将自己的哲学命名为“新的‘万物一体’哲学”或者“新的‘天人合一’哲学”。他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人的心灵的自由。这种自由只有在人与物交融、人与自然和谐的天人合一的境界中才能获得，其关键在于“超越”。他说：“哲学乃是教人超越（不是抛弃）主客关系，在更高的水平上达到主客融合的整体——达到一种物我两忘的境界，这就是最高的审美意义之所在，其中自然也包含了一种‘民胞物与’的伦理道德情感和意志。”

　　张世英结合中西哲学的古今形态与流变，联系我们现在所处的历史时代，从不同的角度对人生境界的内涵作了独具特色的阐释，是在冯友兰四重境界说基础上的重大推进。人生境界按照其实现人生意义、价值的高低标准和人生在世的结构发展过程可分为四个等级：原始的主客不分的“欲求的境界”；进入主客关系的“求实的境界”；领悟到万有相通的“道德的境界”；包容又超越道德的“审美的境界”。张世英从哲学追求的最终目的出发，从万物一体及真善美统一的维度论证了人生境界的内涵。他的哲学既吸取了老庄的“万物与我为一”思想和宋明理学的“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又结合了当代西方在场和不在场的观点，并赋予其新的含义。

　　张世英已年过九十，仍笔耕不辍，且佳作迭现。这是先生的境界，也是国家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