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方筱筠 摄像 李超 视频制作 赵悦

     嘉宾介绍：王法周，河南林县人，199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获哲学硕士学位。同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

　　胡适是一个在现代中国思想学术与文化领域有着重大影响的人物。他学贯中西，提倡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但更倡导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以创造出更光辉、更灿烂的中国现代文化。今年恰逢胡适先生诞辰120周年，由胡适研究会、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思想研究中心在江苏省南京市联合主办了“胡适的学术与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记者有幸采访了在胡适研究领域颇具影响力的学者王法周，通过他的论说展现当代胡适研究的深入化和多样化。

　　记  者：王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的采访。今年是胡适先生诞辰120周年，您在这次研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研究中一个被忽略的视角——兼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比较”的报告。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学术经典著作，可以说各具特色，且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您认为胡适先生与冯友兰先生的这部著作相比，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王法周：胡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冯著《中国哲学史》最大的区别用一两句话是很难描述的。我认为有几点是比较主要的。其中之一是两部著作产生时代背景不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问世于新文化运动前期，是中西学术思想碰撞最激烈的时候。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写成的。具体说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诞生于“五四”启蒙思想时代，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写作的背景是在民族主义开始抬头之时。两者大的时代背景不同，决定了两本书的主基调，主题思想不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呈现出新文化运动文化改良的基调，弘扬民主、科学、自由、理性的价值追求，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体现了对传统文化正面价值的表彰。这是两者因背景不同、思考重心不同，而影响了两部书的主题思想不同。

　　记  者：据我所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哲学史学科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继胡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开创学科之端的基础上，中国哲学史学科走到成熟过程中的一部著作。有人说，冯著是一本西学较多的哲学史，胡著是在中西比较下写出的大纲，两者都有一个西方哲学背景。这是否对他们在写作方面有重要影响？

　　王法周：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两者都处于一个大时代，即西学东渐和中西文化碰撞、冲突的时代，也是一个走向融合的时代，这两本书在这个方面是共同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都借鉴了西方哲学的哲学方法、哲学体系，借鉴了西方哲学对哲学概念、范畴的界定以及对中国哲学学科边界的界定。简而言之，就是用西方整体的方法，处理整理中国哲学的材料，这是两部书相同的地方。

　　记  者：你能否从宏观上评价一下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

　　王法周：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宏观性评述，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现代中国学术转型或者是中国现代哲学史学科诞生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它的问世标志了中国学术研究进入到现代学术时代。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主要是参照西方现代学术的价值与技术方法，如系统性的逻辑分析方法等。它的一系列，从价值到方法，到书的写作体例，到时代划分，书的章节形式等都是借鉴西方的形式。这一点胡、冯二先生都是非常重视的，他们在序里或者在文章里面都反复讲到了西方哲学的背景和方法，并借此来组织中国哲学的材料。或者可以简单地讲，这两本书在形式上都是西方的形式系统。

　　记  者：为什么考据学会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占据较大的篇幅并成为此书的重要特点之一？

　　王法周：这个问题就比较重要。这两部书同为中国哲学史上的学术经典，它们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的地方我们上面已经谈过，都是由西方文学的形式系统来组成中国哲学的材料。不同的地方也还有很多方面，我想谈的第一个方面就是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考据学特色，因为考据学占据了这本书中相当的分量。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导言中，就他的考据学方法写了一个很详细的说明，冯友兰在写《中国哲学史》的时候有意识地避开了过多篇幅的考证。为什么考据学会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占据这么大的篇幅并成为这本书的重要特点，是一个很有价值也很有意思的问题。《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中国现代学术转型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首先跟它学科本身的特点有关系，也就是中国哲学史。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过程中，面临一个时代的革新，学术思想的发展都要有它最有利、最有效的一个突破口，中国哲学史就是这样。传统学说思想，一直到清代，其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今古文之争，一是汉宋之争。以考据学为特色，恰恰是今古文之争和汉宋之争绕不开的话题，包括它们为什么会有争论，以及考据本身所形成的焦点问题。另一个就是传统学说的四大块，即经史子集四部，这四部要寻求一个突破口，就绕不开像顾炎武、黄宗羲、钱大昕、戴震一直到康有为等学术大师，回避这些问题来寻求突破，显然是不现实的。最有效的突破口就是尽量把传统学说的范围和不同时代关注的不同问题涵盖过去，它的范围重复的比较大，相对来说会更有利。《中国哲学史大纲》以考据学为特色，就照顾到了今古文之争，汉宋之争等方方面面的问题。一个学科要想有所突破，在西学和汉学两个方面都需要达到相当的造诣，才能完成这个突破，而胡适是一个知识素养相当健全的学者，顺应这个时代的要求，因此《中国哲学史大纲》具有这么一个特点。

　　记  者：刚才王老师讲到考据学，它在胡适先生《中国哲学史大纲》里面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能不能再谈谈考据学对同时代人的影响，以及考据学与我们启蒙思想的一些关系？

　　王法周：好的，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比较到位！考据学的特点对同时代的影响，当时有不少是被记载下来的，当时胡适在北大讲《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程，像冯友兰、顾颉刚、傅斯年等都是学生，有的是本系的，有的是外系选修过来听课的。我们用比较简练的语言来描述他们当时听完这种课的感受是什么，用最简单的话说就是给他们一种很深刻的、一种有震撼性的影响，用他们的原词，就叫做“醍醐灌顶”，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个完全没有意识到的震撼。为什么会形成这种震撼？恰恰也与胡适注重考据学的特色相关。蔡元培为他作序的时候提到了四大特点之一，其中一条叫“扼要的手段”。以前北大讲这门课的时候，都是从神农伏羲讲起，讲了半天才讲到周公，而胡适就不一样。考据学的中心原则是拿证据来，用事实说话，只要材料。胡适的考据学，具备实验主义的眼光，他要求把所有的历史思想建立在真实、可信的史料基础上。传统的神话传说作为思想和学术的材料，在胡适看来是未经检验，未经证明的，所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直接从《诗经》讲起，他认为《诗经》的材料是可以被证明为可信的，对当时北大听课的学生影响是比较大的。

　　记  者：胡适的思想受杜威实验主义的影响。杜威后来到中国讲学，又进一步推动了考据学的传播。那么考据学与启蒙思想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王法周：胡著的一个重要手法，即“扼要的手段”，本身是符合实验主义的，但仅仅用实验主义来概括，还是不够的。可以说，它是近代理性主义的，也是经验主义的。科学讲的是实验，是证据。不管是历史学还是自然科学，这些都是相通的，都是讲要有证据，与实验程序相联系的技术性规范。整本书与五四启蒙思想，跟新文化运动的时期的关联，从其考据学特色上也可看出来，用学术来推崇科学、理性，用理性来怀疑不真实的东西。怀疑的目的，是把学术思想建立在怀疑后、证实后的可信基础上。被学术界和社会所认可的新文化运动的价值，就是民主、科学、自由、理性，这是从欧洲启蒙运动开始就一直追求的东西。它建立在考据学之上，特点是顺应理性，讲求怀疑，凡事都要问个为什么，而科学、理性是《中国哲学史大纲》贯穿下来的一个线索。这本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主题的联系，不是单方面的，而是方方面面，基本上新文化运动中所涉及的思想范畴，在本书里面都有反映，即我们常说的自由、平等、理性、存疑或者经验事实。《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与“五四”新文化的思想主题，与近代启蒙思想的主题，有很多相吻合的地方，比如说，民主、自由、平等、科学、理性，反对独断，反对盲从等等，书中都有反映。比如我们刚才说到的平等的眼光，就是摆脱传统学术、传统思想中的经学独尊之局。人们常说，经学当时笼罩一切，史学、子学和集学等都属于经学的婢女，经史子集四大部类并不是平等的。在中国传统的儒家独尊时代，儒家的地位不是其他诸子所能平等的。到胡适这里，他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和其他诸子学家放在完全平等的位置进行明辨，评判，都是建立在他自己认为可信史料基础之上来进行研究。

　　记  者：好的，谢谢王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