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20世纪的中国，处在伟大的剧烈的变革时期，面临着危机与转折、毁灭与新生的境地。艺术，作为社会生活的折射，势必显现它这方面的特征。 才华横溢的陈丹青生不逢时大家熟知的看法是，20世纪上半叶的某个阶段—也就是20年代至40年代，是艺术创新和繁荣的阶段，之后的数十年间，艺术成了政治意识形态…

　　20世纪的中国，处在伟大的剧烈的变革时期，面临着危机与转折、毁灭与新生的境地。艺术，作为社会生活的折射，势必显现它这方面的特征。

　  才华横溢的陈丹青生不逢时

　　大家熟知的看法是，20世纪上半叶的某个阶段—也就是20年代至40年代，是艺术创新和繁荣的阶段，之后的数十年间，艺术成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奴婢，成了宣传和图解的政策传声筒，几乎将艺术的生机彻底窒息。自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为艺术重新焕发生命输进血液。80年代往后，众多艺术家的创新狂热和艺术界多元格局的形成，说明艺术的繁荣是以最大限度的自由为保证，是以创造和变革为旗帜的。我想补充两点：其一，上世纪一前一后的两个繁荣阶段为时都不很长;其二，它们都在外力(西方艺术观念及思潮)的推动下构筑了历史的标尺。

　　黄宾虹、齐白石是最后的坚持走传统路子并获得成功的英雄，我敢说，从今以后不可能再出现这样的奇迹。我的意思是，他们俩是传统(文化)艺术伸进20世纪的一段尾巴，正如安格尔走完了古典主义最后的历程一样，以后的时代已经不属于这一类艺术家。黄、齐二人的主要贡献是技法的高度熟练，与历史上的大师相比—譬如范宽、徐渭、八大等，他们缺少把情绪化为精神的能力，他们着眼于日常的世俗的生活层面，情趣是有的，真实的感受也有，但是没有升华的东西，这也是所有艺术样式(品种)从兴盛到衰落的基本特征。好在他们在笔墨技法上精益求精，达到了令人咋舌的高度，几乎无人可以与之比肩。黄宾虹、齐白石走尽了传统之路，他们是20世纪中国画的颠峰，也是最后的一抹余辉;他们的成功经验鼓舞了很多人，也迷惑了大家的判断力。

　　导致20世纪中国艺术发生变革的真正动因是外力作用，是西方强势文化的全面渗透的结果。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无一不想借助西方艺术的观念和技法来“改造”中国本土艺术。其实这不是艺术领域的事，而是整个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处境，学术界将其总结为“刺激—应变”模式，有事实作为依据，不论是“中体西用”，或是“西体中用”，原因只有一个，那就孙中山先生说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者则生，逆者则亡—因此启蒙也好救亡也好，目的都是为了摆脱落后挨打的耻辱下场。

　　徐悲鸿无疑是最具影响的人物，他从画家、教育家、活动家到文化官员，都显示出了自己的独特个性。纵观他的全部作品或许会留下不太精彩的印象，换句话说，他的作品似乎不如他作为一个呼风唤雨的人物来得动人，但不能否认他在探索中国艺术如何求新上立下的汗马功劳。徐悲鸿是个多面手，素描、油画、国画、书法都有建树，由于他去世太早的缘故，中断了他在国画、书法方面的发展可能性。徐悲鸿企图走中西合璧的路，越到后来越偏向于中国传统，实际上也就中断了继续探新的可能性。这方面，刘海粟也有同样的问题。刘海粟比徐悲鸿更具有艺术家气质，狂傲不羁、唯我独尊，但他们这一代人注重个人对社会和历史的责任感，并怀有救世的抱负。刘海粟在油画和国画两方面取得的成就都不能轻视，特别是后期的泼彩山水有其不可取代的地位。问题在于，为何中国艺术家总是极力强调自己的“身份”?必须先确立自己是“中国的”艺术家，然后再谈艺术的质量和高度。这样的状况已经延续了近一百年，或许，所有处于弱势文化带的艺术家都为此苦恼，地域的民族的东西已无法单独确立自身的标准，因此要么拼命固守，要么完全丢弃，要么保持中庸……徐悲鸿、刘海粟的实践只是阶段性的过程，不具有很多启示性，以后的艺术家不会像他们那样胶柱鼓瑟，不会为了“身份”刻意约束自己，他们将更加开放和更加自由……